江豚协会会长徐亚平曾打算以经营实业补贴协会开支，但他却从没有经商经验，经营失败后面对参与集资的成员堵门讨债，徐只得把自己的年终奖也都贴了进去。
分道扬镳后的何大明团队财务状况更加糟糕。2013年9月，何大明成立的洞庭湖水上清洁服务队自成立之日起，就几乎没有收入来源。从今年1月起，位于北京的环保组织自然大学为何大明团队陆续发起2轮募捐，前后共得3万元左右，短短4个月，已全部花完。“每天巡湖，一艘船光烧柴油就要烧掉200元。”清洁队刘波说。
何大明团队9名成员除李劲松外全是专业渔民，他们的全部收入几乎都依赖每年7月至次年3月的开渔期。成员陈浩波说：“在洞庭湖一个开渔期下来，最多的能有5万多元，少的只有2万元，这就是渔民的全部收入了。”
何大明虽有一家名为“打渔佬”的餐馆，但自从他开始保护江豚的事业后，曾经红火的餐馆不久后就濒临倒闭。何大明的妻子无业，全家收入除他打鱼所得外，就是早年投资岳阳县造纸厂获得每年1万元的分红。
环保志愿者们的牺牲换来了成效，洞庭湖上曾经插遍了渔网阵子(迷魂阵)，江豚协会成立后，阵子已经消失了，电捕鱼也比以前少得多。中科院水生所每年的观测表明，最近两年，东洞庭湖中江豚幼体数量有所提升。
外部压力与内部分裂
作为团队领袖，徐亚平与何大明面对的问题不只是个人生存。
他们巡查追捕违法渔民，两人都曾遭生命威胁，家人也遭到恐吓。“洞庭湖的渔民都怕他们。”洞庭湖环保志愿者周自然说，“他们的巡湖其实是在代行渔政部门一部分的执法权，而民间环保组织自身并没有处罚违法的权限，必须通过渔政部门对违法者进行处罚，这是渔民怕他们的原因。”
而徐亚平的特殊身份使他的举报让渔政部门“不敢不管”，一位前岳阳渔政工作人员告诉北青报记者，不仅渔政部门，包括公安部门都一直对江豚协会这些人“有看法”，但都“不敢得罪”。“道理很简单，他们(江豚协会)抓非法捕鱼越多，越让领导觉得渔政工作做得不好。”一位岳阳渔政的前工作人员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