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康第二份比较稳定的工作是搬运，给一个东莞籍的老板做事，这份工是先出来的老乡介绍，每个月能拿5000元，他很满意。
工作的地点不定，如果隔得远，他得早起搭轻轨去九龙城，因为工作体力消耗大，而香港的饮料比大陆贵上两倍，一开始老乡就告诉陈永康要用大塑料瓶灌水带去。
3个月的探亲期满，他要去海关那盖个戳，然后返回大陆的家乡，呆上十几二十天，重新申请探亲后，继续下一次3个月的循环往复。
每次在家和香港之间往返，虽然车程并不遥远，但陈永康总有切换在两个年代两个世界的感觉。
曾经他去排队等公共电话，和旁边士多店的老板娘闲聊，那个香港女人问：“你屋企有冇食肉呀?”
“我们杀鸡杀鸭，吃肉比你还大方，”陈永康腹诽。但他没有解释，“费事睬你，睬你都傻!”
他更卖力地干活，舅家的表哥曾来工作的地方找他，对他肩背上的重物和腰椎弯曲的角度，表哥吓了一跳，劝他换份工，这样做迟早身体“顶唔住”。
陈永康没舍得换，其实也不知道能换什么。只要能送回家的钱，越来越多。
香港福利
就像以前舅父的礼物，陈永康回家也带上一些新奇的玩意，刚开始是糖果，后来是衣服和生活用品，他还给儿子买过一个很多香港小孩手上都戴的卡通电子表。
“过完5年，爸爸就可以带你到香港。”他经常对儿子说。
最初去香港是冲着高工钱，而在几个往返之后，陈永康坚定了全家移民的念头。
“香港什么都贵，但是福利也好，政府有保障”，在天水围时陈永康第一次听说“综援”这个词，新移民们有时谈论，“有的香港人自己有钱，照样找理由向政府申请综援，有的老人子女明明有能力，还骗政府无力供养父母，让社工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