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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我的阴状，我不怕”
1966年，“文革”开始后的8月28日，林彪把吴法宪找去说：贺龙“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他让吴法宪回去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
9月2日，林彪打电话给李作鹏：“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拉了一大批人来反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此前，总参谋部外事局的一些工作人员提出暂时不让某领导干部参加外事活动，遭到总参党委的反对，但得到了中央同意。于是他们敲锣打鼓到总参党委“报喜”。总参作战部部分干部写大字报表示支持，作战部长王尚荣也被迫在大字报上签了名。林彪立即抓住这件事，将它诬陷为“夺权”性质的行动，然后，因为王尚荣曾在贺龙领导下工作过，就诬陷说“这是受贺龙指使的”，是贺龙“到处插手”、“夺权”的“证据”，并告诉他的亲信：“你们要就此事尽快写个材料给我。”
在总后勤部、装甲兵、后勤学院、政治学院等单位，林彪他们也做了同样的布置。叶群指使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在一份诬陷贺龙的材料中写道：“贺龙亲自保管一支精制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这支枪最近两个月又每天放在枕头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带在身上。”后来，有人告密，贺龙有支小手枪，文化大革命后放在住中南海的董必武女儿那里，以便贺龙“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用来暗杀毛主席”。
有一天董必武为此事严肃询问了他的女儿。他女儿惊讶地说：“这是从哪里说起!这支枪不是贺老总放到我这里的，而是很早以前有一天我和几个男孩子一起到贺老总家时，贺老总给我玩的。那还是1957年的事。”她赶紧从箱子里把放了近十年的那支小手枪找出来，交给有关部门。验枪的人发现枪栓锈得拉不动，用了很大劲去拉，才拉动了一点儿，此人笑笑说：“这支枪根本不能用。”
但林彪仍然将这些诬告信连同李作鹏、吴法宪写的诬告贺龙的材料送给了毛泽东。9月5日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里，毛泽东把林彪送来的吴法宪诬告信交给了贺龙。贺龙看后问道：“我要不要找吴法宪他们谈谈?”毛泽东说：“有什么好谈的?”又说：“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但这次谈话后的第三天，林彪就在一个“小型打招呼会”上，要大家对贺龙的所谓“夺权阴谋提高警惕”。9月9日晚，毛泽东让秘书徐叶夫给贺龙打电话：“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