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康生和叶群亲自主持讨论和批准了对贺龙专案审查的《工作设想》，并要求专案组在工作中“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防止右倾”，“不要被同化”。专案组一方面继续搜集复制敌伪报刊上诬陷贺龙的一些“报道”，当做贺龙的罪证;一方面派人会同有关单位把贺龙过去的一些下属干部、他们的子女乃至贺龙家乡的亲友非法关押，刑讯逼供，强令他们揭发交代贺龙的所谓“罪行”，制造伪证。1968年，专案组查到了1934年3月17日，贺龙、夏曦、关向应联名写的关于枪毙熊贡卿一事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湘鄂西中央分局来信》，却故意隐匿不报，仍说贺龙“投敌叛变”并上报中共中央。(下转b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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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宣布不保贺龙了
从此，贺龙、薛明的处境更加困难了。专案组借口有人要揪斗贺龙，把居室的窗帘拉上，不许再拉开。床上的被褥、枕头也被收走了。伙食这时更差了。两层的圆形饭盒里，一层是盛不满的饭，一层经常是清水煮白菜、萝卜，或是老得像甘蔗皮似的豆角。
日益加紧的折磨，使贺龙清楚地看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险恶用心。贺龙对薛明说：“他们硬是想把我困死、拖死，杀人不见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斗到底。”
1968年下半年，为阻止贺龙参加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进一步审查贺龙的“问题”。专案组想搞“面对面的斗争”，“中央文革碰头会”认为贺龙的“脾气大，怕斗不过”，改为“背靠背”提问题，让贺龙回答。
9月18日，第一批“问题”提出：“南昌起义你干了些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代你的罪行。”“1929年你怎样派亲信持密信向国民党乞降的?”“1933年蒋介石招抚员熊贡卿去你处叙旧，你是怎样向他表示乞降蒋介石的?你们是怎样谈判?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贺龙看后狠狠地把这些纸往桌子上一摔，吼道：“真是活见鬼!哪里有这种事。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白日撞见鬼了!”
一连几天，他怒火中烧，吸烟很多，不时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有时他突然打开笔记本，不停地写着“冤枉”两个字。那“冤”字写得特别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