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优势、理论体系优势、制度优势以及党的领导优势。二是中华民族具有提升综合国力的强烈愿望和社会心理。经历近代中国的屈辱、磨难和新中国奋发向上的建设发展，中华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增强综合国力对于国家、民族和每个人的深刻含义。三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成果为我国综合国力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四是工业化、城镇化前景为综合国力发展提供了巨大潜力和持久动力。按近10多年来中国城镇化率平均速度估算，未来城镇化建设至少还可以支撑中国发展30年。五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本充裕和国内稳定奠定了综合国力发展的基础性条件。
记者：的确如此，但民族复兴毕竟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现阶段我国的战略短板是什么?原因何在?
姜鲁鸣：我感觉，主要有五个战略短板。一是资源总量与人均占有量极不均衡，资源和环境约束趋紧。我国经济和资源总量巨大，但人均占有量极低，土地面积人均不足1公顷，为世界水平的1/3，人均矿产资源占有居世界80位，耕地面积人均占有不足0.1公顷。与此同时，转变发展方式成效还不显著，这又加剧了战略性资源能源的供需矛盾，以及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可承受性的矛盾。二是经济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社会矛盾突出。以收入分配来说，我们的基尼系数是持续走高的，已超过国际警戒线的0.4，2013年仍在0.473的高位。对中国来说，确实有个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三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质量不高、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现在中国只是一个经济总量的大国，还不是经济实力的大国，肌肉和力量都有待强化。其中最薄弱之处在于自主创新能力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长期困扰着我们。四是文化力、战略运筹能力等软实力较弱。这些年，我国很重视软实力建设，但软实力“太软”的问题仍很突出。目前我国每年引进图书上万种，占国内图书市场交易额的10%到15%，输出图书却只有千余种，还不到世界图书交易份额的0.3%。五是军队现代化水平与国家安全需求和世界先进军事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面对新使命新要求，我们还不完全具有相应的军事能力。面对日趋复杂的国家安全需求，面对信息化的现代战争，面对我们的主要战略对手，我国军事力量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这些短板集中反映了我国国力结构存在的三个严重不均衡：在经济体系中，GDP总量与经济质量、经济结构、技术水平之间存在不平衡;在力量建设体系中，经济增长与社会、文化、生态、国防建设之间存在不平衡;在综合国力体系中，已有资源力量与战略运筹能力之间存在不平衡。这三种不均衡严重制约着中国由大到强的发展。形成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由中国现代化“挤压型”发展道路决定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在短短30多年时间里要完成三大转变，即由封闭转向开放、由计划转向市场、由农业和半工业化社会转向工业化和信息化社会。这些重大转变，在西方通常要数百年才能完成。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要完成这么繁重的历史任务，难免会产生一种“压缩式”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所有的经济社会发展任务连同各类矛盾都被“挤压”在“短暂的历史一瞬间”。由此带来中国发展的两重性：主导方面是其促进发展和进步的巨大历史价值;负面效应是，不可避免地导致发展的不协调、不和谐、不均衡、不可持续，也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文化、生态、国防等领域建设的相对滞后，由此严重影响和制约着综合国力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