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云江：叫，很多人叫。后来我就随身带着公司的刊刻证明，谁一叫就给他看，我没有私刻公章，是公司决策的。他们一看，就变成叫我冤枉鬼、倒霉鬼。
记者：就是说，你还没习惯“劳改犯”这个称呼?
陶云江：对，从没习惯，因为我一直都说我是无罪的。
记者：再审、重审的判决书、裁定书上都没有写过上诉状丢失这段经历?
陶云江：没有，他们怎么可能给你写!我要求他们写，他们不写。我还要求把97年的上诉状拿来给我宣读，他们只说了一句“书记员弄丢了”了事。
记者：那你觉得对你的案子应该怎么处理?
陶云江：既然他们承认错了，应该直接改判，不是拖这么些年。就算是启动再审程序，那直接判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发回重审?其实我也不怪他们法官(语气软下来)，领导让他们这么判，他们能不这么判吗?
记者：到现在为止有没有人跟你道歉?
陶云江：道歉的话没说过。只是法院、政法委的来家里，送了点米和油，做过安抚工作。
“要是你被人家这样打过，死你都不会忘”
据指控，陶云江涉嫌以小哨建筑经营公司的名义，私刻印章，签署开远一项旧城改造合作开发协议，并用此协议诈骗了水泥厂等多家资源单位的40余万元。除了在公安机关的口供外，陶云江一直否认指控，且强调自己遭到了刑讯逼供。
记者：你的上诉状是自己写的?
陶云江：是的。这么多年，我都在研究案子，查了很多证据。
记者：你这些年来在法律方面已经很专业了?
陶云江：我以前就是学法律的。我在昆明机床厂技工学校毕业后，分到五钠厂作车工，就是用锉刀打毛边。我在厂里报名，考上了司法厅的电大班，学了两年法律。不然我那天不会顶着他们整，我知道顶着他们整没好处，但是没办法，我不懂就算了，可是我懂，我没办法忍受。
记者：你做过法律工作吗?
陶云江：这个说来话长。我一边零散帮别人接点案子，一边打点零工。后来就认识了杨崇德，处成兄弟，拜把子。1994年我正式到他的公司做经理，妻子也去他那里做出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