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他们并不预期大规模改变奥巴马“亚太中心”的战略，但同时也认为需要为一系列可能的改变做准备。一匿名官员称：“这绝不是改写国防战略，这是一个预算应急演练，旨在负责任地查看在‘强行分段减支’情况下我们需要做什么。”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诺拉本萨赫尔称：“我认为不会出现根本性的战略转变，虽然替代方案是阐明我们不再想充当全球性大国，转而成为地区性强国，但我没有听到国防部有任何人这么说。”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更大目标是印度洋和中亚地区
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不仅关乎中国的未来发展，也将决定亚太能否继续保持世界新中心的地位。
从经济发展史角度看，战略机遇，就是增长条件，包括内外两方面因素。过分强调外在因素和环境的变化，则将战略机遇扭曲为“机会主义”了。
事实上，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提出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历史目标，为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最关键的政治条件。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内在动因。
而中日恢复邦交和中美建交，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为中国对外开放走向世界提供了重要的国际环境。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始终就是在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主导的国际体系相互适应甚至博弈中展开的。1980年中国加入IMF，标志着人民币正式纳入国际货币体系，此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进入历史性的调整期，直到1994年“外汇并轨”，事实上人民币对美元持续贬值了14年。而自1994年到2005年，人民币在汇率机制上执行了事实上的“与美元联动”政策。在此期间，中国既经历了1990年代初被美国加入外汇操纵国，被迫长期与美国展开每年一度的最惠国待遇谈判，也经历了2003年起以日本为始作俑者的日美欧拉网围剿人民币的日子。
冷战后“中国因素”的形成
冷战结束之后，亚太地区经济增速超群，经济规模急速扩张，迅速成长为世界的贸易、投资和技术集散地，具备价值创造和财富蓄积中心的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已具有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心的属性和地位。
亚太地区最突出的发展特点是制造业的先行发展。亚太地区聚集了世界最发达的美日，也包括着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乃至世界主要的资源能源、粮食主产国。冷战结束后的市场机制和资本运动的结果，形成了发达、发展和新兴工业群相互依存的产业分工体系和贸易投资结构。
在亚太体系中，美国的尖端技术通过日本的产业及其对亚洲的投资，实现了产业及其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进而实现了跨太平洋的三角贸易关系。其中，中国事实上变成了日本对美国出口的加工基地和贸易中转站。中美日通过投资关系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产业贸易链。日本在产业上居最高端，将核心零部件、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出口到中国，即投资主导型贸易流，再由中国组装加工出口到美国，包括欧洲等世界其他地区，即回归了传统贸易流。另一个路径是，日本将核心部件和材料经韩国、台湾进行二次加工，再将中间产品出口到中国，中国做终端组装加工再向世界出口，形成相互联系的贸易链(或产业链)，进而形成了东亚特有的“产业聚集”。这形成亚太地区的工业贸易主导的增长结构，也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在这种产业贸易结构形成过程中，中国市场扮演资本、产业、金融、人才和信息的集散地，“中国因素”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也成为中国战略机遇的直接表现。
从日本角度看“中国因素”升降
当下我们考察战略机遇是否还存在，是否还有可持续存在的条件，以及今后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时，“中国因素”是一个重要指标。
金融危机后，在危机对策上，中国与美欧日表现出不同的方式。危机初期，中国集中使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金融政策组合方式，一时间，日本为主的亚太地区对华出口扩张，在国际市场中“中国因素”成为最主要的投资和贸易风向标。尤其在日本股市中，“中国因素”一度成为投资者选股投资的唯一标准。而“美国因素”则更多表现为“投行”、“评级”、“债务上限”以及“失业率”等负面因素。
近年来，美国重返亚太、欧债危机、世界经济下滑，加之中国经济政策调整、抑制泡沫，导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因素”的负面表现突出。另一方面，美国实施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大力挤压人民币升值，并借“页岩气革命”展开美国制造复权，“美国因素”呈现复活倾向。这在日本制造业和出口业中表现更加突出。如日本的化工产业中，以中国为主要出口对象的住友化学收益明显下滑;而以美国为市场的三菱化工则业绩急升;以中国市场为主的建筑机械股下滑，以美国为主要市场的丰田汽车股上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