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我们今天认为是日本精髓的东西都来源于这段与中国断绝关系的时期。研究中国和日本的著名学者伊恩·布鲁马对我说：“随着对世界的认识增长，日本人开始意识到，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并认识到中国的弱点。所以他们认为，‘我们最好重新定位。’”
东京利用这种宣传来赢得人民对日本帝国野心的支持，其根源是所谓日本民族的优越性，因为日本人要比外国人更接近天皇。日本“传播文明”的使命还被提升到了一种值得为之献身和滥杀无辜的想法。战争结束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年以后的1971年，亨利·基辛格告诉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日本的“部落民族观念”使得它能够发生快速的变化。他说：“日本认为自己的社会是如此的与众不同，以至于他们可以适应一切事情，并维护他们的国粹。因此，日本人会突然出现爆炸性的改变。他们从封建主义到崇拜天皇只花了两三年，而他们从崇拜天皇到民主只花了三个月。”
日本独特性已被“神化”
与日本人自己一样，一些外国观察家也热衷于宣扬日本所谓的独特性。当然，所有的国家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在日本，这种独特性被神化。
1946年，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出版了日本文化的经典之作——《菊与刀》。她描述了一个法律严明的社会，固守着外人难以理解的常规。她的作品为后来日本作者大量探讨“日本人论”的作品铺平了道路。再加上日本在战后所取得的经济成功，以至于日本人和外国人都开始把成功归因于日本所谓的独特的组织和社会结构。澳大利亚学者加万·麦科马克形容本尼迪克特的著作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宣传攻势之一”。他认为这本书除了煽动日本对自身独特性的感觉外，还切断了日本与亚洲邻国的精神纽带。 日本认为自己既是孤立的、又是与众不同的看法一直延续到今天，但常常对自己并不利。不论是为捕鲸活动进行辩护，还是维护日本领导人参拜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权利，日本常常都很难向其他国家解释清楚。
但是，日本的一些人，尤其是右翼人士，似乎打定主意要保留国家的神秘感，让外人无法了解。右翼作家(和数学家)藤原正彦在2005年出版的畅销书中半开玩笑地说，日本应该干脆停止学习英语，因为这样将有助于保持日本特殊的文化与其他国家之间的障碍。
在一本关于日本的书中，《朝日新闻》的一名评论员三浦俊明说，日本今天在国际社会中位置的一个悲剧是，我们周围没有体量差不多大小或工业水平不相上下的国家。如果日本在欧洲，日本可以和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和平相处，可以学会如何与一个力量差不多的国家共存。但日本不在欧洲。它的邻居是中国，是日本大部分文明的源泉，是一个在弱小时曾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现在，当既没有遗忘、也没有原谅的中国越来越强大的时候，日本必须提高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