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8名新上将授(晋) 衔时的年龄分布，总的趋势是首批年龄偏大，往后逐渐有所降低，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区段。
第1批17人，平均年龄69.18岁。其中70岁以上的10人，占了58.8%，最大的洪学智75岁;60岁至69岁的6人;59岁的1人(迟浩田)。
之后，各批晋升上将者，除第3批中有一人因特殊情况71岁晋升外，其余130人晋升上将时的年龄，都没有超过65岁。第2至第4批29人，平均年龄63.69岁。其中第2批6人，平均63.67岁;第3批19人，平均63.79岁;第4批4人，平均63.25岁。第5批10人，平均年龄62.3岁。其中年龄最小的60岁，最大的64岁。
第6批至第20批92人，平均年龄61.1岁。其中年龄最大的65岁，最小的56岁(徐才厚);60岁以上的75人，59岁以下的17人，分别占81.5%和18.5%。
开始几批上将年龄偏高，有一定原因，笔者分析认为主要有两个：
一是，解放军重新实行军衔制时，全军高级将领的年龄普遍偏高。解放军总政治部1984年颁发的《关于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七年规划》，对“大军区、军兵种、科工委领导班子”年龄结构提出的规划是，“前两年(到1985年底以前)，要增加60岁以下的同志;后五年(到1990年底以前)，军政一把手，一般不超过65岁，班子中60岁左右、55岁左右和50岁左右的干部要各占一定比例”。说明当时这些大单位的领导班子中，还缺乏“60岁以下的同志”。当时，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已经74岁，1987年76岁时卸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已经70岁，1987年73岁时卸任。1988年授衔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中央军事委员会和某些大单位中，适当保留若干名70岁以上身体强健的将领，是干部新老交替的需要，它有利于搞好传、帮、带，更好地传承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1992年10月，张震已经78岁，邓小平当面指示他“还可以干一届”，以便“协助江泽民同志，用3年左右的时间，把我军各级领导班子调整好、建设好，保证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忠于党的路线的同志手中”。于是，张震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担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83岁时卸任。
二是，从中将中选升上将的工作似乎开始得晚了一点。1988年首批上将军衔授予以后，到1993年才开始从中将中选升上将，时间相隔了5年。从表面上看，这是造成1993年和1994年两批晋升上将者，平均年龄达到近64岁的重要原因。军衔晋升制度不健全，晋升时机不适时，就会影响其生机与活力。解放军1955年至1965年第一次实行军衔制度期间，所授1057名将官(包括1955年9月以后补授的19名少将、中将、上将) 中，没有一名获得过晋升，形成一潭死水。第一次军衔制度生命的终结，除了当时党的“左”的指导思想是主要原因以外，军衔制度本身更新机制不健全，致使其失去生机与活力，对军队建设起不到积极作用，影响了衔级制度生命的延续，最终导致了自身的衰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年龄结构，平均62.6岁
军龄结构，开国前入伍者占28%
148名新上将授(晋) 衔时的军龄(包括参加党的革命工作，简称“工龄”) 状况，总的趋势与年龄情况相仿，首批授衔者军龄较长，往后逐渐有所缩短，从第7批开始，入伍42年左右晋升上将者居多。现按革命阶段，将148名上将参加革命工作的时期分别统计如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俗称“老红军”) 的11人。军龄最长的59年，最短的51年，平均56.9年，都集中在第一批授衔者之中。其中，20世纪20年代后期参加革命工作的，有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等3人;20世纪30年代初期参加革命工作的，有郭林祥、尤太忠、王诚汉、张震、李德生、向守志、万海峰等7人;土地革命战争末期参加革命工作的1人，为李耀文。
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俗称“老八路”) 的14人。平均军龄49.7年，分布在第1批至第3批授(晋) 衔者之中。他们是：第1批迟浩田、杨白冰、徐信、刘振华、王海;第2批张万年、朱敦法;第3批杨德中、周克玉、王克、李来柱、张太恒、宋清渭、李九龙。
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16人。平均军龄47.5年，分布在第1批至第4批授(晋)衔者之中。他们是：第1批赵南起;第2批于永波、傅全有、张连忠、曹双明;第3批徐惠滋、李景、王瑞林、戴学江、李文卿、谷善庆、曹芃生、固辉、李希林、史玉孝;第4批王振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军(工) 龄最长的49年，最短的28年，平均42.6年，分布在第3批以后的18批晋升上将者之中。据对2000年至2013年共14批90名晋升的上将统计，每批晋升时的军(工) 龄大体相当，一般在42.5年左右。看来，今后在不采取特殊举措的情况下，这个军(工)龄段，很可能成为我国上将晋升时的客观实际或组织上的掌控幅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