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发展管理(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中国确实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其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发展管理”，这也许可以与西方发明的“公共管理”相对应。中国的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和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乃至地方政府出台的许多发展规划，都是中国“发展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终中国的大学或许能够开发出一整套“发展管理”的课程，就像今天大学开设的“公共管理”课程那样。
但中国的情况有其特殊性：中国今天的宏观调控早已超出了凯恩斯经济学的范畴，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中国政府可以采用的手段远远超出了凯恩斯所讲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国还拥有其他许多国家不具备的一些“工具”，如国家掌握的土地资源和战略资源、一大批表现不俗的大型国企等。它们给中国政府更大的宏观调控能力。
第五，“民意”和“民心”。上述四点的背后，蕴含着中国人自己的政治哲学理念，尤其是两个有一定差异的观念：“民意”和“民心”。“民意”一般指公众舆论;“民心”则是指宏观意义上的“人心向背”。中国哲学家孟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得其心，斯得民矣”这个概念。
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即使经常受到民粹主义的压力，但中国执政者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可以实行“民心治国”。这使中国得以进行中、长期的规划，甚至为下一代的发展进行规划，从而避免像许多西方国家那样，最多只能规划一百天或者只能规划到下一次选战。
中国还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如腐败问题、地区差异、环境恶化等。但中国目前还是处在自己近代史上最好的时期。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的试验室。中国有一个适应性很强的政治体制。我们有理由相信，十年内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将对中国和整个世界都产生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