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过程已经将决策的程序和责任制度化了。中国的重大决策，如五年计划制定，基本上需要一年多的时间，在社会各个层面进行成千上万次的磋商和咨询，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几上几下，最后才形成共识，作出决定。
在中央政府做出重大决策的过程中，往往会向数以千计的智库、政府机构、高校、学者、专业人员征询意见，甚至会从微博等社交媒体的激烈讨论中吸取有用的建议。最近通过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改革的决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由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的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在半年时间内，向全国上下一百多个机构征集了超过2500条建议，最终采纳了近一半的意见。
在决策过程中，七名常委分别前往中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听取各方意见，再经过慎重的讨论，最后才出台了这个决定。所以这种决定往往能够反映中国社会业已存在的广泛共识，这种共识涵盖了医疗改革、计划生育政策、推迟退休年龄、银行系统改革、教育改革和废止劳教制度等许多领域，而且许多政策已经在小范围内进行过试验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无疑，这样的决策过程具有更大的合法性，所以中国很少需要像美国那样，先在小圈子里做出决定，然后再依靠公关公司向公众“出售”(sell to the public)政府的决定。只要中国中央政府遵循这样的过程做出的决定，接下来基本上就是“学习”和“落实”或者是进一步的试点。
第三，预期创造和需求创造。从广泛的咨询和磋商，到媒体和网络上对许多公众关注议题的讨论，到重大决策的制定和最后公布，这个过程在中国已经基本上定期化和制度化了，这个定期化和制度化的决策过程往往能使公众产生对于发展的新预期，新预期又创造新的需求，而且往往是中、长期的需求。
从普通股民到民营公司到国有企业，中国社会上上下下对五年计划等决策都高度关注。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能维持9%以上的高速年增长率，离不开这种经常性的预期创造和需求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