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一鼓作气做了三件大事：签署命令为在斯大林时期曾遭受迫害的克里米亚鞑靼族和亚美尼亚、德意志、希腊等民族平反，恢复其名誉和权益，并提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签署法律，放款俄裔入籍条件，只要掌握俄语，且现在或曾居住于苏联或俄罗斯帝国的现代俄疆界内，或直系亲属符合上述居留条件者，都可报名参加入籍面试;向国会提交有关建议在克里米亚划设合法赌博区的草案，以振兴当地疲弱的经济，使克里米亚有望成为俄罗斯联邦境内第五个政府允许的合法赌博区。
普京决定采取的这三项政策中的第一项是对斯大林时代以鞑靼族为主要对象的受迫害者进行平反。
克里米亚鞑靼族与俄罗斯关系的历史渊源可谓悠久复杂。从1243年到1480年蒙古帝国统治俄罗斯期间，原居住于喀山、阿斯特拉罕和克里米亚半岛的回教游牧民族与蒙古族发生同化，逐渐演变成一个新的民族——鞑靼，在这些地区建立了庞大的势力，并在蒙古帝国对古代俄罗斯的统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而对同样依靠屈从蒙古帝国建立政权的莫斯科公国构成了威胁。随着蒙古帝国的衰微，以莫斯科公国为基础发展而来的俄罗斯帝国，鞑靼族被俄罗斯族征服，沦为受压迫者，俄罗斯族侵占了他们的土地，把他们赶出城市，将鞑靼族俄罗斯化，并在1783年将附庸于土耳其人的鞑靼族的最后一个汗国克里米亚并入了自己的版图，由此在鞑靼族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两个民族间的矛盾根深蒂固、不共戴天。
而且，鞑靼族从未真正服膺于俄罗斯帝国的控制，总想着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因此只要在克里米亚半岛爆发战争或者冲突，它往往成为俄罗斯族对头的同盟军，无论是19世纪中叶的克里米亚战争，还是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国内战争，克里米亚鞑靼人都乘势而起，心甘情愿为俄罗斯族的对手效力，直到二战时期德国进攻苏联后，他们一如既往地叛离苏联，热情欢迎救星“阿道夫先生”的军队到来，并成为德国占领军的得力帮手，与苏联军队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周旋，使苏联军方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军事行动变得十分艰难。战争后期，德国军队撤出克里米亚半岛，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一方面出于报复心理，一方面防止鞑靼人再次扯自己的后腿，对鞑靼族展开了残酷的迫害，焚毁其一切书籍，同时禁止教授鞑靼语，使其失去了民族自主地位。
尽管如此，鞑靼族对俄罗斯族的恨意依然未消，苏联解体后鞑靼斯坦共和国举行全民公投，结果高达64.1%的人同意独立，虽然在俄罗斯联邦妥协之下，它最终保留在联邦之内，但却是俄联邦主体内绝无仅有的享有超越宪法特权的自治共和国，而迁回克里米亚半岛的鞑靼族人在近期的乌克兰政治危机中如同他们的先辈们那样站起来，强烈反对在俄罗斯操纵下举行的克里米亚公投，拒绝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成为其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包括鞑靼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在数量上远逊于当地的俄罗斯族，因此无力回天。
在此背景下，普京“以德报怨”，发布政令宣布对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鞑靼族等少数民族所遭受的迫害进行平反，并恢复其民族地位，颇为耐人寻味。一方面，这是在向这些民族传达一个强烈的信息，即现在的俄罗斯族已经与苏联时代完全不同，决不再将他们视为敌人，并将给予其平等地位和在联邦主体中的权利，尽一切可能帮助其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以此全力笼络他们，稳定刚刚从乌克兰转向俄罗斯联邦的克里米亚的政治局势，未雨绸缪消除其潜在的动荡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在显示俄罗斯联邦坚定地支持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坚定地站在克里米亚自治当局的一方，坚定地协助其顺利完成平稳过渡，谁要想在克里米亚闹事，也将意味着与俄罗斯联邦为敌，其潜台词是对这些民族的暗中警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