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朝至唐朝末年，中原王朝对交趾地区(即如今越南北部)的统治确有封建盘剥的一面，激起过当地民众的不满。这种“官逼民反”的现象在中原其实也很普遍，在少数民族地区更容易引发自立政权。东汉初的公元37年，交趾太守苏定实施暴政，引发了当地民众反抗。两个女首领征侧、征式姐妹乘机聚众造反，陆续攻克六十多座城池。
据后来的越南史书称：“山西一带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说，二征夫人的母亲叫谩善，本是雄王的外曾孙女”，早就有独立建国的心思。公元40年3 月，征侧和妹妹征式举兵后，当地许多人纷纷响应，攻打东汉在交趾的统治首府赢偻(令越南河北省顺城)，交趾、九真、日南和合浦(在如今中国广东省内)四个郡也相继爆发了暴动。据称暴动者一度占领了65个县城，征侧被推祟为“征王”，在两年时间自立建国。
岭南地区的暴动，惊动了东汉王朝。东汉光武帝刘秀派遣伏波将军马援率军2万南征，经过三年苦战，终于平定岭南，征侧、征式于公元43年兵败自杀。
在中国史籍里，马援是“平乱”英雄，可是后来越南史书却把“二征夫人”写成了使“民族独立重新得到了恢复”和建国的“民族英雄”。如今河内的“二征庙”是重要名胜，从越南阮氏王朝的帝王到后来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都到此祭拜。称“二征”是越南的开国之主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服务于鼓动民族情绪，并把“建国史”拉长到汉朝。
如何看待“二征”的暴动呢?中国古代史籍中将这两人称为“女贼首”，在新中国成立后颂扬反封建王朝起义的史学思潮影响下，又有人将其看成“起义领袖”。周恩来总理访问越南时，曾由留学法国时便相交的胡志明陪同游览河内市区，看到许多民众向一个庙进香非常拥挤热闹，便询问是什么地方。身边的那位当年的“革命老大哥”有些为难地说明了这是“二征庙”，然后想回避这一话题，周恩来却说也可以代我表示一下祭祀。在中越关系恶化时，越南有人曲解这一举动，说成是为“侵略”道歉。其实周恩来的举动表现的是当时中国国内的一种思潮，只是称赞反对封建王朝的起义者。
在三国的吴国、南北朝和隋朝统治交趾(后称交州)期间，越族人一再发生暴动，唐朝重新平定当地并改名“安南”，此名在后来千年间成为当地称呼。唐末藩镇割据后，公元906年唐朝任命安南豪强曲承裕成为节度使，朝廷实际上对其已不能控制，越南史书又将此人称为“民族独立的奠基人”。
唐朝灭亡后独立的越国，其疆域只占如今越南国土的四分之一，即位于河内为中心的红河流域。越国脱离中国版图后，在千年内持续采取了“北守南攻”战略，即对力量远比自己强大的北方“天朝”尽量缓和关系，对南边的占城、真腊(柬埔寨前身)和西边的老挝则是“柿子拣软的捏”，从宋代至清代不断向其征伐拓土，发动战争数十次，扩张的领土面积达到独立时的四倍。
古代的征服和领土变迁，自然不能按现代人的是非标准要求，而现代越南史学家为强调“民族自强精神”，总是宣传所谓“两千年反侵略斗争史”，若按此逻辑，它自己独立后也有一千年侵略他人史。有的西方史学家研究越南史后，称该国为“东方普鲁士”，恰恰说明其自古就有征战扩张传统。
越南独立后，难免引起中原王朝不快，宋、明两朝都曾想恢复对那里的郡县管辖，越南也曾乘宋朝衰弱多次出兵掠边。蒙元征服亚洲之际和清朝中叶，蒙古军、清军也曾出兵越南。从总体上看，越南因国力比北方强邻要弱得多，难以向北扩展势力，因而多采取守势，以保障其向南扩张时能有后方安全。
从军事地理上看，越南北部易守难攻。其边境一带山高坡陡林密，只有少数山口可以通过，易于扼守。山岳丛林地带又便于守军隐蔽部队，伺机实施游击袭扰。南进的军队即便越过几条东西走向的山脉，又会遇到数条湍急的河流，再向前还要进入红河平原水田地带，步骑兵都会困难于行进而感到困窘。
公元10世纪后期宋朝统一华夏时，灭掉立都广州的南汉国，越国的丁朝国王丁琏也上表称臣，被封为交趾郡王。不久丁朝权臣黎桓篡权自立。宋太宗为维护藩属原来的王位而发兵征讨，于981年春以水陆两路进兵安南。宋军深入陌生之地后，在白藤江水战不利，进入山岳地带陷入伏击，前锋被击败，后续部队又供应困难。安南丁朝见战争陷入僵持，便派使求和愿意称臣。宋朝进军不得，在北方又受辽国、西夏牵制，无奈之下只好封黎桓为交趾郡王。
回顾中越之间的古代战争史，并非只是北方南征，越南封建王朝也曾向北进犯，只是因其兵力不足采取了取巧的袭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