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回到西贡，一切都已经变了，我家的鱼露作坊被没收了，杂货店也被迫关张。街道干部来索贿，形势越来越紧迫，我父亲干脆让那些越南人邻居来白拿走所有货物，毕竟他们都是老邻居熟人。同时，我父亲用每人两条金条的代价求人带我们出海逃难。我们出逃那天，街道干部来了，说要没收我们所有行李，只准带随身衣物和一袋食物。我们事先把几根金条藏在粽子，说来算比较幸运，没有被没收。我们上船后又有干部上船盘剥，看我们的身份证，把姓“阮”的越南人都拉回岸上，让姓陈姓张和其他姓的华人留在船上。最后，我们在夜色中扑向茫茫大海。
这条船上早就有数百人了，一共四百九十二人，而这条船不太大，因为载重过大而航行缓慢。所有人都好像在等待着一种死亡，只是不知道最后会如何死去。我父亲是个老基督徒了，这时他忽然领头唱起教堂圣歌来，许多人根本没听过，但都跟着唱，心里期盼用歌声战胜死亡恐惧。数天后，我们遇到了大风浪，船上人都在哭着或呕吐着。我父亲看着大风大浪，向大家说：“大家把大件行李都扔到海里去，船要减轻，否则会大家一起死的”。但是，大家都不愿意听从，我父亲拿出那个藏金条的粽子，掰开给大家看，说：“大家听我的，我把这些金条都扔到海里去，大家也把大行李扔到海里去”，说着，他把金条扔入大海，人们这才纷纷把行李扔入大海。最后，船没有沉，大家感动流下热泪来。我父亲大叫“感谢上帝搭救”，大伙也跟着喊。
几天后我们那条船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小岛搁浅了，岛上的人不让我们上岸，说要把我们衣服统统脱光才让上岸。最后，我们不论男女都脱得精光，并不感到任何羞涩，到了岸上，搂在一起抵挡海风吹袭。有几个当地的渔民贼溜溜地盯着我们当中的年轻女人们，我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却毫无反抗的能力。这些渔民有枪支，他们看管着我们，连续几个晚上都拉女人去折磨摧残，听到那哀嚎我们这些男人只能哭，让我这个当过兵的人更加无地自容。
最后，美国人派来了一艘船把我们运到马拉西亚的一个集中营，在哪里我们等候被分配到几个西方国家。没有国家要我们这些华人，只有几个民主西方国家例外。我后来听说不少乡亲在印尼和泰国都遇到类似被迫害情况。我感谢上帝，这条命是捡来的，我为感恩而活着，珍惜生命每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