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地方高院往往顶不住社会舆论和被害人家属的压力。”林聿说，“林森浩的律师也提到了一审判决时法院也可能受到了舆论的干扰，所以写请求信的目的之一也是让法院知道也有另一种慎杀舆论的存在。最大的希望是法院能够以客观中立的态度来判决。”
参与的学生们还从林森浩的代理律师处知悉一个细节，在法院案卷中夹着一些要求判处林森浩死刑的文书，上面也有学生的签名、手印，其中一份黄洋高中全班同学签名的文书直指林森浩手段恶劣、必须处以极刑。
这令参与的法科生们稍觉宽慰，因为酝酿中的请求信无疑将构成一种平衡。林聿事后回想起来，围绕伦理的思辨之外，对信件本身，学生们倒没有太多争论;只是网上对信件写作水平的批评超出了他们的预料——批评者们觉得行文、措辞水平太低，让外界看低了复旦学生的水准。
“一则时间仓促，二则重点在于征集签名，我觉得信件想要表达的意思和态度还是清晰的。有些细节的确没处理好，但是在严肃的生死问题上，嘲讽这封信的写作水平实在是对案件本身的漠视。”林聿表示。
学生们将信件发给了严义明，请他指正，严一字未改。他解释，为了表达学生的真实意见，不改动是最佳选择。
由于担心黄洋家人和学院老师的不同意见，医学院的同学们一度对签名有所顾忌，而法科生们决定走在前头。林聿认为，“一定程度上，法科生在社会进步与改革中是走到同时代人前面的。所以在法学院征集签名会比较容易”。
这种判断在林聿和同学将信带回宿舍时得到了印证。他们用一个晚上加一个上午的时间征集了65位法学院同学的签名。毫无疑问，也碰了不少钉子;有的不了解案件，不敢以签名妄下判断，有的怕惹麻烦;有的不赞同对林森浩应慎用死刑，也有的从根本上不赞同废除死刑。
这65个签名如果放诸整个复旦大学，只算是寥寥可数，但此时已成为某种有力的号召，令参与的医学院同学也迅速征集到了35个签名。而另外的77个签名则大多来自谢百三组织的那场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