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作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二十周年校庆活动——“大师课堂”第五讲的演讲嘉宾，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张维为教授做了题为《中国模式与文明型国家的制度安排》的精彩演说。副院长兼中方教务长张维炯教授一同出席活动。
张维为教授在演讲中提到，英国政治家丘吉尔有过一个说法，他说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但用中国人的说法，“最不坏”就是下下策。现在我们的制度设计也包括了下下策。所谓的下下策就是保底，中国现在最高领导人是两任，10年。还有退休制度，到一定年龄你必须退，这个西方还没有，像美国参议员都是干到死，而在中国是明确的。这某种程度上就是保底的安排。但除了下下策，我们还有上上策，就是你必须尽一切可能，来寻找尽可能德才兼备的领导人。所以我们现在的制度安排是上上策与下下策结合，超越了西方模式。
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来庆祝你们的20周年校庆。我和中欧也有过不少接触，参加过一些中欧的活动，包括在伦敦、深圳和上海举行的活动，受益良多，所以我是真心地祝贺中欧。我觉得中欧有几点做的肯定是对的，站得住脚的： 一是中西合璧，二是联系实际，三是一开始的目标就争取世界一流。这二十年的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成功的中欧合作，我自己也是中欧合作产生的学者，我在中国生活了30年，在欧洲生活了20多年，在发达国家的瑞士读书、工作，后来走遍了所有西方国家，包括冰岛都去过，所以有一些感悟和大家一起交流。
说句老实话，我收到中欧大师课堂邀请的时候，我有一点犹豫，因为汉语中大师是个非常“高大上”的词，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不是大师，所以我犹豫了一下，大概是在国外呆的时间长了，在西方人家夸你的时候，一般不是拒绝，而是直觉地说谢谢。我还想起孟子2000多年前曾说过的话：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就是说一个贵人给你荣誉的时候，你受之有愧，但拒绝它恐怕又是不恭敬的，所以我就问了一下校方这个大师讲堂的来历，他们说这是从英文master class翻译过来的, 这样我感觉就稍微好一些，因为英文我还是懂的。我经历过文革乱世，17岁去工厂当学徒， 英文叫apprentice， 三年满师后当师傅， 英文就是master。更重要的是我相信，中欧是产生未来大师的地方，所以我在这里是在与未来的大师进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