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对这种看法。学者潘维曾经调侃过这种人，他说：“批评中国模式主要有三个观点，第一，中国还不完善，还有很多缺点。然而现实世界怎么可能会没有缺点，怎么可能有完美的国家呢?当然有，美国完美无缺，美国经验完美无缺，所以可以有美国模式，不能有中国模式。第二中国还处于变化当中，而现实世界怎么可能不变化呢?哪一个国家几十年没有变了?当然美国没有变，美国200年都没有变，所以可以有美国模式，不能有中国模式。第三、中国太特殊，中国经验不能扩散，而且扩散有害，但是哪一个国家的经验不特殊，能扩散呢?美国经验可以扩散，人家可以照搬，所以可以有美国模式，不能有中国模式“。
前几天在凤凰卫视做“世纪大讲堂”节目，他们问我台湾的民主情况怎么样?我说从希望到失望，他们问下一步呢，我说从希望到更大的失望，但不至于到绝望，为什么不至于绝望?因为有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创造大量的机遇，现在台湾人口比上海还少，上海有2500万人，而台湾是2300万人，而此时此刻最保守估计有150万的台湾同胞在中国大陆生活学习工作，中国模式为台湾同胞创造大量的机遇。另外中国模式产生的领导人总体上比台湾成熟得多。举个例子，2008年奥运会，台湾的马英九也跟着西方喊抵制奥运会，但成熟的中国大陆领导人，没有太在乎，事实上还是对马英九表示了某种支持，因为他至少认同“九二共识”。现在台湾没有台独的本钱了，台湾已经成为对中国大陆经济依赖度最高的经济体之一，另外两个是香港和澳门。所以说台独根本不可能，如果要独立的话，他们的楼市、股市都会全面崩盘，经济也会全面崩盘。
我写了一本《中国震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也向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推荐了这本书，这是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报道的。佐利克说，在谈论中国今后改革这个话题的时候，习近平向他推荐了这本书，要他能够全面地、立体地看中国。我在书中对中国模式做了一些分析，主要是八个特点，第一是实践理性，我可以简单解释一下，因为他实际上是中国模式的哲学基础，任何一个问题的解释，说到底都是要把哲学讲清楚，讲清楚了，问题就容易理解了。学哲学的都知道，哲学中有“存在论”和“规范论”。“存在论”，就是to be (是什么?)?比如说市场经济是什么?普世价值是什么?民主是什么?“规范论”就是ought to be，应该是什么，市场经济应该是怎么样的?普世价值应该是怎么样的?民主应该是怎么样的?而中国人还有“实践论”，to do is to be，中国人的这种哲学观很突出，平时我们也说，干起来再说，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讲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讲实事求是和实践理性，也是这个意思。回头来看，由于实事求是，由于实践理性，我们总体上避免了民主原教旨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可能带来的祸害。颜色革命为什么失败?阿拉伯之春为什么变成阿拉伯之冬?因为一个社会是由经济、文化、政治等多个层面组成的，以民主原教旨主义为旗帜的变革最多只能改变政治层面非常小部分的东西，其他层面的东西改变不了。市场经济也是如此，你只能改变经济层面的部分东西，其他层面也改变不了，所以民主原教旨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行不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