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他提到，除了湖南文艺版之外，目前市面上所有的《曾国藩》版本都有卷首词，里面提及了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而最初出版时，这样的话也不能刊出。
尽管反复推敲、辗转、腾挪、自我审查，小说的出版还是遇到了困难。
小说《曾国藩》被定为“敏感书籍”，出版社没有最后的审批权，要由湖南省新闻出版局拍板。选题报上去，一连好多次都没有通过，“当然是政治上的顾虑”。而他委托家人在台湾联系的出版商十分爽快，出版进度反倒超过了大陆。
1989年，湖南省新闻出版局来了新局长，唐浩明带了一大兜子材料登门拜会，和他长谈了一个晚上。“他后来就说，这个书，一不影响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不是诲淫诲盗的，都不挨着边嘛。一个湖南的作家写湖南的历史人物，放在湖南的出版社出，这应该是顺理成章的。”这位局长随即提议所有局领导都来看这部作品，每个人签下自己的意见，“一方面表示慎重，另一方面今后有什么事情，大家就共同承担了。”唐浩明笑道。
最终，所有人一致决定“放行”。
1990年8月，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由台湾黎明书局率先出版，三个月后，湖南文艺出版社也在大陆将该书推出。
被时代左右
1990年，距离《曾国藩全集》启动，又是六个春秋。
这一年4月，中央做出开发上海浦东的部署，8月，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11月，深圳迎来了特区建立十周年，同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人们变得越来越实际，如何尽快地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如何发财致富享受生活，成为一个公开而荣耀的话题。”吴晓波在其《激荡三十年》一书中写道。
此时，曾国藩出现了。
小说《曾国藩》出版后，不到两年就已重印9次，至今已经累计重印29次，印数80余万套，超过200万册，目前仍然在出版，堪称当代中国最卖座的小说之一。更不论那些数不清的盗版了。
“从政要读《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一语悄然流行。有趣的是，刊登这句话的媒体，正是当年对《曾国藩全集》出版大加抨击的《湖南日报》。
小说《曾国藩》的红火，完全让唐浩明始料未及。
而它带动的社会效应更加深远。除了两岸关于曾国藩的学术研讨会林林总总，市面上的曾国藩做官书、人际关系书、看相书也纷纷出笼，五花八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