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他遗留至今的资料，又弥足珍贵，亟待整理。这背后有着一段曲折的经历。
当年，曾国藩十分重视资料保存，无论在朝廷做官，还是带兵打仗，都将自己的所有文字留存底本，着专人定期送回老家，其中包括道光、咸丰、同治三代皇帝的赏赐和他生前的所有文字的原件、副本及大量藏书。这些资料被他的后人当做极其珍贵的藏品，有专屋贮藏，专人看守，秘不示人。
1950年“土改”开始后，曾家作为“大官僚大地主”，其田地被分给农民，房屋被政府征用。至于曾国藩留下的书和文字，有很多人建议干脆一把火烧掉，免得“反革命”的东西贻害后人。幸而当时湖南省领导认为它们有史料价值，一个指示，这批资料装了满满一辆军用卡车，运到了湖南省图书馆一间旧屋子里。天长日久，人事变迁，所有人都忘了这间屋子里锁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批资料反倒奇迹般地躲过了“文革”浩劫。
当“文革”结束，锈迹斑斑的将军锁再次被打开时，这批珍贵的史料已经安静地沉睡了三十年。几个专家花了半年的时间对它们进行初步的清点，得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此间文字大大超过了早先流传的《曾文正公全集》。
很快，岳麓书社决定以此为基础，编纂一部新的《曾国藩全集》。唐浩明被指定为该项目的责任编辑。
家书争议
1984年，改革开放第六年。是年1月，邓小平视察深圳等特区并题词，7月，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同样在这一年，岳麓书社《曾国藩全集》出版工作正式启动。
这首先是一项体力劳动。由于那批珍贵资料已经纸脆卷黄，禁不起折腾，图书馆不许出借。唐浩明自己把出版社里唯一一台复印机用三轮车拉到图书馆，足足印了三四个月，每天一身灰尘走出房间。
尽管干劲十足，他的心里也不无隐忧。“我(当时)一再讲，我们只是出版历史文献，不做任何的议论。”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我们做的只是技术上的工作，无论是前言、后记、注释，都是纯学术”，这样，“说不定哪天有人出来怎么样怎么样说，我们也有一条退路，可以自保。”
结果，麻烦真的来了。
1985年10月，《曾国藩全集》中的家书部分率先出版发行。孰料，没过几天，《湖南日报》一篇评论出炉，“说我们现在是公开为反革命头子树碑立传，现在有好多革命老前辈的家书没有出来，为什么出曾国藩的家书?”唐浩明回忆说。
唐浩明和其他参与全集工作的专家忐忑不安。“‘文革’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报上一篇文章出来，往往后面有很大的背景，政治压力马上就来了。”为此，唐浩明连夜跑到省委宣传部一个副部长家里打探风向，得到的回复是“应该不会有什么背景”。接下来，果然没有跟风的文章出笼，大家这才稍稍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