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需要在经济生活中取得成功时，当大批管理学的书籍还没有登陆时，环顾周遭，人们发现只有革命成功经验的书籍，而这根本没办法指导人们领导一个企业。曾国藩、胡雪岩等的书籍，一下成了管理学、成功学书籍的先驱，他们的故事为什么不可以当作更本土化的MBA案例来阅读?
1999年版《辞海》中，曾国藩的词条也做了进一步修改，诸如对他在天津教案中“残民媚外”一类的严苛评语，变为了更温和的“惩办民众、对外妥协”，并延续至今。
为什么曾国藩火了?唐浩明的解释是，“处在变革时期，浮躁不安的中国人依然渴求来自本民族文化的声音，尤其期盼从这种文化所培育出的成功人士的身上获取一些启发。”“在今天他对人们有实实在在榜样的作用。”
这个判断，很容易找到引证。
TCL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李东生曾说：“曾国藩非常好学，做事非常坚毅，也很有社会责任感。他能够凝聚一个团队，执行中又没有书生气，而是务实地操作。他能洞察整个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能够把握如何把事情做成功的方法。”正是在1990年，李东生出任TCL集团副总经理兼电子公司总经理，并由此开创他的家电事业。
河南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说：“(曾国藩)从人性上，从他自己对心态的把握上，我觉得是古今中国三千年的第一人，他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一个思想，并在行为做到了。”同样，1990年，35岁的胡葆森告诉老爸，自己为了赚钱，决定下海。
如果说，曾国藩被当作刽子手是被时代左右，现在的形象则仍然是被时代左右。
唐浩明本人对此也有一番感触。
他在2008年的一次讲演中说：“从正规的新华书店到个体户的书摊，只要你走进它们，眼睛立刻就会被‘曾国藩’三个字所吸引，这种现象大概在中国的出版史上也不多见。作为此事的始作俑者，老实说我看到这个场面，心里已经没有丝毫的欣喜之感，相反倒是觉得隐隐作痛。”
“社会上看到的是曾国藩的成功，他建设了一个好团队，功名富贵也到了顶点，他很会跟各方面政治势力打交道，也很善于保全自己，也识人用人，有很多成功之道，这些当今的社会最看重，人们很希望从这个人身上快捷地获得成功之术，但这是表面上的东西，”唐浩明的声音抬高了很多，“他的本质，值得我们学的东西，是他的品性，就是‘自律克己’。讲的更明白一点，就是‘自己跟自己恶的方面斗争，努力地做一个好人。’”
曾国藩曾经左右了一个时代，然后，他被时代所左右。或许现在，时代可以放过他了。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人们应该可以安静地探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