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行的时候，我晚上总是早早地告退，免得和他单独在一起，他烦我也烦，大家都不痛快。但有一天晚上，他派一名副官来向我传达命令，要我去参加那个以他为中心的、由熟人组成的小型聚会。我把他的这个举动理解为和解的信号，但希特勒对我依然十分冷淡，毫不让步，这种难以忍受的态度持续了一个月。他这样向我进行精神折磨，显示出他只要有一丁点不高兴，就会把全部的残忍发泄到你头上，也只有他才会这么残忍。他太吹毛求疵，敏感易怒，任何一点小小的冒犯他都永远不会原谅。
到最后，他发怒的次数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剧烈。暴跳如雷的时候，他会用紧握的拳头捶桌子或者墙壁，表情紧张，满脸愤恨。他劈头盖脑地泼到罪人——不管是将军还是一名小军官——头上的都是粗话，从街头巷尾捡来的那些骂人的粗话。不知情者还以为是一个普鲁士军士在对一名新兵训话呢!他大发雷霆时总是以这样的话结束：“别让我再看见你，就当你已经被解职了。没有就地枪决你，算你运气好。”
然后，希特勒很快又控制住了自己。他紧紧地闭着那两片残忍的嘴唇，两片藏在那撇小胡子下面的薄薄的嘴皮子，向手下口授他打算对罪人的惩处决定。他对反对者总是怀恨在心，非要周围的人也跟他一样仇恨那些反对他的人，甚至那些外国国家领导人也不例外。当墨索里尼或者其他领导人试图说服他，对犹太人采取更加通融的态度时，他的观点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希特勒在这种时候就会忘记所有的礼节，当着他的合作伙伴们的面，以最恐怖的语言来描绘犹太人的危险。他的长篇大论总是以这样的结论来结束：要不惜一切代价消灭犹太人。他从来不用更简明的表达法，而总是蔑视地用“消灭”二字，所以没有人怀疑其真正的含义。当他跟我们说到一些外国来访者告诉他，在他们的国家里也采取了种族措施时，他的心情总是特别的好。有一天，安东内斯库告诉他，比萨拉比亚的犹太人已经消失了，希特勒对他的尊敬之情油然而生。相反，当有人用充足的论据，旨在让希特勒明白，无论如何都不能把犹太人简单地丢到大街上或者把他们杀掉时，我看见他面无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