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冈村宁次的回忆，当日午餐十分精致，让他和手下的几个师团长证人十分满意。
下午6点半，正在审判中，一件令冈村宁次十分惊异的事情发生了，接完南京电话的石美瑜庭长突然宣布，“今日只审不判，到此休庭”。
24日的战犯监狱中，孙介君典狱长再次前来通报：“对先生公审判决的时机，政府内部有两种意见，外交部方面主张等国际上对其他方面的战犯处决后，斟酌情况再做宣判;而国防部方面主张从速轻判。因此，只能等待蒋总统做决定。”
外交部一批官员当时决定按照国际法庭的相应处理来判决冈村宁次，庭长石美瑜也十分不满，认为不判冈村舆论上不行，自己会被后世唾弃，他要求辞去此职位，但是未获批准。
法庭背后的争论远比法庭上的交锋更加激烈，冈村经常通过孙介君典狱长知晓这方面的消息，这个从前总是靠钓鱼来缓解心情的人此时也不免紧张起来，他忠实地在回忆录中记载了当时的动态。
“10月11日，孙典狱长来我监室说，‘最近去南京面诣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及二厅厅长曹士澄少将，他们认为，现在情况与前不同，社会上众目注视’，并说，此时对先生的宣判以等待东京军事法庭结束后再做处理有利。”
“11月30日，汤恩伯军参谋龙佐良少将来访透露，目前，汤将军将面谒蒋总统，力陈冈村在停战时有功，对其应判无罪，蒋大致同意。”
后来，汤恩伯在自己的一篇札记中写道：“对冈村大将进行审判时，正值华北局势恶化，共产党对此审判也极为注意……我从反共立场出发，主张宣判无罪，并要求主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特别是部长何应钦出席参加审议，结果我的意见获得胜利，并经蒋总统批准。”
冈村是这样记载汤恩伯的。“我和汤作为军司令官曾有4次对战的机缘，战后相见，宛如故交，十分亲密。”1954年，汤恩伯在日本治病时亡故，70岁的冈村还担任了治丧委员会副委员长。
搁置6个月的冈村宁次案在1949年1月26日最后一次公审，石美瑜庭长此时已经接到蒋介石署名的电报，“据淞沪警备司令员汤恩伯呈请，将冈村宁次宣判无罪，应予照准”。下午16时宣判判决书，主文就是“冈村宁次无罪”。最主要的理由则是冈村受命晚，许多战争犯罪他没有参与，“自不能仅因其身份系敌军总司令官，遂以战罪相绳”。
冈村到庭前，对自己是否能无罪释放并不知情，“因为耳闻军方以外各方面有的主张判无期徒刑，石审判长曾拟判徒刑7年，我自己思想上已经做好服刑的准备”。
喜出望外的冈村在法庭上陈述了意见。“对贵法庭判决无任何意见，但内心对日本官兵的罪行给中国国民造成物质、精神上的灾难表示歉意。”
法庭上一片哗然，众多人拥进庭长室提出抗议，躲在里面的石美瑜庭长和律师混乱成一团。这时候，“聪明的法庭副官向我耳语，宜趁此混乱时机从后门走脱为妙，我乃与随行的松冈从后门走出，徒步返回寓所。”冈村自己回忆。
晚上，他在日记中记录自己的感激之情，“东京国际法庭将我列入战犯名单，传我到庭受审，中国政府以有病予以拒绝，以后等待东京审判的进展，并考虑国际关系及舆论动向最后才使我入狱，随后又因病情恶化准予秘密保释，恢复狱外生活，以迄今日，宣判无罪。除对中国政府、蒋总统、国防部各位将军的一贯好意永志不忘外，并愿病愈之后，献身于日华友好，以酬夙愿”。
1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谴责对冈村的判决，要求重新逮捕他，并负责押送人民解放军。国内外舆论普遍赞同，此时蒋介石已下野，代总统李宗仁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汤恩伯当日派副官来到冈村在上海的寓所，通知他于次日晨到战犯监狱集合，与其他一些犯人乘美国轮船回国。
当时上海市各处都已经贴出“不许把日本战犯运走”的标语，冈村在一片声讨声中悄然离开。回到日本后，被送进医院，护士告诉他，回来的正是时候，因为当时日本战后极度贫困，不少肺病患者因营养不良而死亡，他回国的时候，经济刚刚复苏，有了多余的营养品，不善理财而囊中无物的冈村如果提前回国，很可能也无法救治而死亡。他再次在回忆录中感谢了蒋介石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