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亭之过
在大别山的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高敬亭主持了3次“肃反”，错杀了一批党和部队的领导干部。高敬亭对“肃反”一直抓得很紧。越是形势险恶，他就越重视“肃反”，把“肃反”当作与作战同等重要的大事抓，他对人很严厉，对内部人多疑，甚至到不近人情的地步，某个战士丢失一颗子弹，或宣传标语写错了一个字，或在开会时没到会，就可能被他当成“反革命”，并且严加处罚。红82师师政委方永乐在红28军中地位仅次于高敬亭，常常因此与他当众争论。方永乐任红82师师政委时，年仅19岁，为人聪明机灵，胆子大，且有一手好枪法，虽然年纪轻，骁勇善战，足智多谋，还关心同志，爱护战士，因此在28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对高敬亭也十分尊重，但在原则问题上敢于与他争论。
1936年初，高敬亭在鹞落坪驻地发现有人在他的饭碗里投毒，结果，勃然大怒，没查明原因，就把炊事班全部处决。年轻气盛的方永乐闻讯后，立即赶去进行阻拦。谁知高敬亭竟把他也打成“反革命”，逮捕起来，逼他写自供书。
就在高敬亭加紧内部“肃反”时，一名叛徒领着敌103师忽然包围了红28军军部及主力，形势万分危急，部队处于混乱之中。就在此刻，被关押着的方永乐流着眼泪对高敬亭说：“老高，我是不是反革命，等这次战斗后你再审查，你要枪毙我，也等我把部队带出去以后再说!”敌人已围了上来，来不及多说，高敬亭答应了方永乐的请求。方永乐被解开镣铐后，立即指挥部队投入战斗，抢占主峰。但敌兵是善于爬山的103师。红军兵力单薄，无法固守，不得不退出主峰。凶恶的敌人却紧咬不放。方永乐见情况危急，果断命令手枪团：“保护高政委冲出去!”为了让“高政委”冲出去，他自己带着少数战士掩护。战斗激烈地进行着，高敬亭冲出去了，方永乐见他们安全了，站起身，流着泪，端着机枪向敌人扫射，并把身体有意暴露给敌兵，结果身中数十弹而牺牲。不想数年后高敬亭自己也落得个同样凄惨的下场。
红二十八军整编期间，中共中央派出郑位三、萧望东抵达红军集结地湖北省七里坪。郑位三向部队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过去根据地“肃反”是错误的指示!引起了高敬亭的疑惑，对他们保持戒备，经常借故不让他们深入部队。红二十八军改编成新四军四支队后，中共中央派出一批干部从延安来到四支队工作。高敬亭对这批人相当反感，尤其是对戴季英。于是，郑位三、戴季英处处受到轻视、排挤。郑位三为了顾全大局，转到地方工作。戴季英和高敬亭则不断地闹别扭。1938年7月，高敬亭发现与上级来往的电报有问题，怀疑政治部发报向长江局告他的状，一气之下，在新开岭怒打机要员江腾蛟(此人后来追随林彪反党集团被开除党籍)，经追查，江承认有此事，遂将江绑送戴季英处理。戴季英深感棘手和不安，就自行通知从延安来的干部，一夜之间跑到八团驻地西汤池“避难”。后来，高敬亭为了顾全大局将戴季英等人请了回来，但是，两个人的矛盾也因此而激化。
高敬亭与新四军军部的矛盾，主要是因为东进问题上出现严重的分歧。军部几次电令四支队向东开进，但高敬亭却置若罔闻。高敬亭不愿东进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3年游击战争他吃尽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如今，好不容易开辟了一片皖中根据地，现在，却要拱手相送给国民党，他舍不得;其二、新四军军部与国民党第五战区谈判，国民党要求四支队向淮南铁路以东和津浦铁路南段转移，将淮南以西的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地区，送交国民党军队。他认为是对国民党的迁就，委曲求全，是投降主义。
1938年5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用一切力量争取高敬亭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使之成为这一地区的主力。”1938年6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来到江北，要求四支队挺进皖东，但遭到高敬亭拒绝。高敬亭和四支队始终在淮南路西地区徘徊不动。项英几次发电敦促，后来，高敬亭因口腔出血又带手枪团和特务连回到舒城。1939年国民党拖欠和克扣四支队的粮饷，限制四支队发展。使得四支队就陷入桂系及日寇夹击的被动局面。斗争形势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正确的方针应该是立即挺进敌后，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也指示将皖东全部和江苏一部变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而高敬亭此刻仍然留恋大别山，迟缓东进。这显然违背了党中央关于新四军东进敌后发展开辟敌后根据地的一系列指示精神。无须讳言，高敬亭在领导四支队的工作中犯有严重的错误。
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战斗的不断胜利，高敬亭开始滋长了居功自满的情绪，不能正确处理自己与组织的关系，同时，与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的矛盾也日益公开化。
1939年4月18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在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提出了处理高敬亭问题的上中下三策：1、推动他到延安学习或择地养病为上策;2、委以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名义，部队交由其他同志带为中策;3、撤消其职务为下策。4月27日，新四军军长叶挺、军政治部副主部队由戴季英、林维先率领继续东进。
正当高敬亭率军从大别山开向抗白战场并连战连捷时，却发现国民党桂系的第五路军正源源不断地开向大别山。高敬亭立即致电军部，要求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而此时的王明却由左倾变成右倾投降主义，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他所领导的长江局却派出大批党员干部和革命青年帮助桂系军队改造基层组织，训练乡、保长，建立保甲制度，提出“帮助五路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口号。高敬亭当然对此产生抵触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