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之下，向隆万只能向国外求助。
得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存有完整的东京审判庭审记录和许多声像资料后，他和妻子于2006年、2007年、2010年春夏先后三次自费前往当地。
当站到堆积如山的史料面前时，向隆万才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什么叫“大海捞针”。别说一卷一卷地看录像、一页一页地翻记录了，仅仅查看索引卡片就算得上是一项浩大工程，况且他们只有两个人……
不可能收齐全部资料，就先从与父亲相关的找起。在写得密密麻麻的索引卡片上捕捉到父亲的名字后，他就借来那卷录像带，架好自己带去的“傻瓜”摄像机，一边放一边录，把影像拷贝下来。一些录像中的声音效果很不好，他就不断核对庭审记录，直到找到录像中的那段，事后再自行配音。
那一次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查找资料，为了节省开支，向隆万和妻子借住在新泽西的一个朋友家里。哥大位于纽约市曼哈顿，每天早上，朋友先开车送他们到附近火车站，他们转坐1个多小时的火车去纽约市中心，再乘地铁到哥大;晚上，又坐火车回来，朋友再开车去接。在华盛顿期间，也是住在马里兰的友人家中，每天乘地铁和班车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等处。
■“录像里的父亲太让我意外了，他是那么不容侵犯，他是那样神圣地代表中国人站在历史里。 ”
7年间，奔波不计其数。
每一次奔波，都让他离那段历史的真相更近一步。
1946年5月3日，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同盟国，在日本东京开设由美、中、英、苏等11国参加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发动二战的元凶之一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
庭审正式启动前，当时身为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的向哲浚由时任国民政府委员、着名法学家王宠惠推荐，受命组团赴日。当时并未指定他为检察官或是法官，而是任他选择。曾经留学美国的向哲浚深知此次审判将遵循英美法系，对战犯先行无罪推定，这么一来，检察官的举证责任极其重大，如果不能在紧迫时间内提供有力的人证物证，法官量刑和判决就处于“无源之水”的尴尬境地。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当检察官，把重担压在了自己肩上，同时推荐清华学弟、着名法学家梅汝趝担任中国法官。
1946年1月，向哲浚率先到达东京，直到1948年7月庭审结束进入判决书起草阶段，他才离开。他是中国检察团中最早抵达、最后离开的人。
审判旷日持久，光是起草起诉书，就花了4个月时间。然而，算上初期准备阶段，在前后长达3年的时间里，中国代表团仅派出了17人，其中检察官团队人数为13人，参加法庭审判的中方人员自始至终没有超过10人。要知道，当时前苏联代表团有70多人，美国代表团人数过百，而日本28名甲级战犯的辩护律师竟多达112人。与此同时，此次审判涉及的55项罪行中，有44项与中国相关，中国是此次战争中受害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战胜国。而当时，蒋介石政府的心思早已在内战上，对东京审判很少过问，整个审判过程中的各项决定，多数情况下，代表团都必须自行抉择并承担后果。
时间紧迫，人手奇缺，大多数成员对英美法系不熟悉更缺乏实践，加之抗战期间国内没有条件也无意识收集日本侵略罪证，而日本投降前后又迅速销毁了大部分罪证，搜集证据极为艰难……困难和压力一重叠着一重。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看着黑白纪录片里，父亲穿一身西装在法庭上淡定从容，慷慨陈词，如此正义凛然又风度翩翩，向隆万被深深震撼了，这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父亲的另一面。
向隆万还专门放了一段偶尔翻拍到的录像给记者看，录像中，日本律师清濑一郎正在念着1931年大阪商会的报告，说中国东北存在“反日活动”，向哲浚坐在一旁用同声传译耳机听着，突然表情就严肃起来，清濑一郎发言还未结束，他就毫不犹豫地站到了话筒前，代表检方，严正拒绝日本律师的所谓“证据”。
向隆万告诉记者：“我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出生时父亲快50岁了，印象里，他总是慈祥儒雅，温和谦恭，我从来没见他和谁红过脸。录像里的父亲太让我意外了，他是那么不容侵犯，他是那样神圣地代表中国人站在历史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