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人类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产物，是人情和人性表现的载体。所以文化不管产生自哪个民族或地域，因为有人性这个媒介，一经接触，就会相互吸引，进而相互交流，乃至相互交融。18世纪，欧洲文化思潮中引起了中国文化热的一个高潮。但这个高潮的兴起在16世纪、17世纪。
直到元代，西方人才知道中国的真实存在，此后传教士们开始翻译中国文化典籍。
在元代以前，西方人对中国所知甚少。直到忽必烈的骑兵横扫欧洲大陆时，西方才知道中国的真实存在。13、14世纪之交马可·波罗的历险，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但只是个别人的行为。官方行为约两个半世纪后，即1583年才获明代万历皇帝的准许。在这前后葡萄牙、法国、意大利等国都派出了传教士来中国。其中最成功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利玛窦于1582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经过19年的苦心经营，上上下下结交了许多中国的士大夫（包括当时最大的学者徐光启）甚至京都要员，终于在1601年见到了中国皇帝（万历朱翊钧）。但利玛窦的工夫并没有完全用在公关上，而用在对中国国情的了解，首先是对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的研究和翻译上。1593年他已经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的主要部分用拉丁语翻译了出来。不久他的继任者金尼阁（比利时人）也把“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翻译成拉丁文，并在杭州刊印出来。这是中国古籍最早的西文译本。
初期传教士都把翻译经典作为重要任务，不过他们的译作还算不上完善的译本。完善的译本过了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才出现，那已经是清代的早期和中期了。清代早期的康熙皇帝和中期的乾隆皇帝都允许西方传教士继续来中国传教。传教士们便利用这个机会发奋地研究掌握中国的方方面面，他们仍把古代经典的翻译当作要务之一。于是经过几代传教士的努力，这些儒家经典系列都有了完整的译本，其中“四书”的完整拉丁文全译者是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他在前人的基础上经过20余年的努力，于1711年在布拉格大学刊印了他的“四书”全译本和介绍中国其他古代思想家的《中国哲学》一书。“五经”的拉丁文全译本则由好几位传教士完成。此外，他们还用法文写了《孔子传》和《孔子弟子传略》等这样一些著作在北京出版。但这已经是18世纪下半叶的事了。
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中叶，中国学在欧洲成了热门
西方传教士出于达到更有效的传教布道的目的，对中国国情进行了可以说全方位的了解。不仅是典籍，对中国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天文数学、科学技术、医学、农业、园林等等都进行了研究，出版了不少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许多人因而成了了不起的学者。
据记载，1682年，意大利传教士柏应理回罗马时，带回的在华传教士的著作达400多册。同时他们也将大量中国的各种书籍带回欧洲。如1794年法国传教士白晋回国时，光赠送给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的中国图书就有300册。法国另一名传教士马若索为法国皇家文库收集了几千卷中国图书。在传教士写的著作中，语言文字方面的就有意大利人卫匡国的《中国文法》、西班牙华罗的《官话简易读法》、路易十四的顾问傅尔蒙的《中国文典》等；史地方面的如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1585，被译成多种语言）、冯秉正的12卷本的《中国通史》（1783）、特别是A·基尔契的《中国》；法国传教士杜赫德包罗万象的巨著《中华帝国志》很受启蒙学者的欢迎。其他如哲学、天文学、医学乃至武术方面的书籍亦不在少数。
哲学家唱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最高音
17、18世纪是欧洲近代哲学的高峰时期，著名的有康德、黑格尔、谢林等，而莱布尼茨是他们的先驱。莱布尼茨是具有多方面才能的学者，他是德国最重要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对遥远而陌生的中国表现出巨大的兴趣，从21岁起就对中国进行孜孜不倦的研究，直到老死也没有停止过。在这方面他比黑格尔更有眼光。黑格尔只拘泥于对中国人国民素质的批评，而莱布尼茨则着眼于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及其发展潜力和前途。他的《中国近事》一书相当全面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的态度。在他看来，中国与欧洲正好代表了世界的两极。两地相较，可以说各有长短，无分轩轾：欧洲人长于思考，而中国人善于观察。他列举了一系列欧洲人最引以为自豪的几个方面。这时他话锋一转，说：“然而有谁过去曾经想到，地球上还存在这么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所有方面都教养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养？自从我们认识中国人以后，便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一特点。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
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即各个民族都有优缺点，匡正缺点的最好方法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无疑是正确的，即使用我们现代的尺度来衡量，也是站得住的。因此他提出：“相隔遥远的民族，相互之间应建立一种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交流各自的才能，共同点燃我们智慧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