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感情非常深厚，从未红过脸。可是，父亲意识到，自己参加革命工作是要掉脑袋的，而母亲是小脚，不可能跟着他在外面奔波，留在家里的危险更大。他不想因为自己而连累妻女。事实证明，父亲的忧虑并非杞人忧天。1926年和1929年，母亲两次被敌人抓进监狱。第一次，乡亲们联合为母亲作保，证明她和父亲已离婚了才得以幸免。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这一生最具传奇色彩的经历，应该就是担任首任国家银行行长了。在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任命为临时中央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同时，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决定创办自己的国家银行。
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叶坪创立。当时，算上父亲，只有5名工作人员：业务科科长曹菊如、会计钱希均(父亲的第二任妻子)，一名出纳员，一名勤务员兼管兑换。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小的中央银行了!父亲走马上任后，遇到最大的问题是银行的启动资金。父亲找伯伯要钱，伯伯开玩笑地说：“你老婆不是姓钱么?找她去呀!”同年3月下旬，红军攻下福建漳州，父亲率领前方没收征集委员会来到漳州，宣传没收、征发的政策。对恶霸、地主、军阀的财产进行没收;而一般的工商资本家和华侨资本家，不没收，但接受捐款。这次出征，红军不仅得到了大批军用物资，筹集到了许多金银首饰以及苏区奇缺的布匹、医药、汽油和食盐，还筹得100多万元大洋的军费。
有了人民政权，就应该有自己的货币。发行纸币，纸张必须坚韧耐磨，而纸张只能从白区进口，国民党军对此封锁很严。父亲发动群众，采集纤维多的树皮、竹子、麻，收集破布、破鞋等原料。要发行纸币，还要有人设计票面图案。父亲听说在长汀城里有一位叫黄亚光的能写会画，但被当做“社会民主党”嫌疑分子关押。父亲找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要求释放黄亚光。人找来了，可是，画图连个圆规都没有。后来，还是父亲托人从上海买来了这些工具。纸币的防伪也是个大问题，有一次，钱希均织毛衣时不小心碰到了火，发出了很臭的气味，父亲受到了启发，原来毛线烧着了有臭味，他就在纸浆里放了一些破羊毛，这样纸币一烧就会有臭味。
1932年7月，国家银行正式发行统一的新货币。当时的老百姓只相信银元，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如何取信于民呢?父亲采取的是银元本位制加物资本位制的方式，一元票子等同于一元银元，没有那么多银元，就要有相等量的物资做准备。他意识到，保证纸币的信用，才能保证红色政权的信用。1934年初，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苏区财政经济每况愈下，加上反动派煽风点火，纸币流通受阻，信誉严重降低，以至于发生了挤兑。
对此，父亲指示金库拿出现洋，坚持按一元苏区纸币兑一元现洋。两天过去了，眼看着库存的现洋所剩无几，大家几次请示他，是不是停止兑换。父亲却态度坚决地说：“不能停!”他到处组织货源，三天后，包括日用品、布匹、食盐在内的一大批百货物资终于运抵苏区。父亲让运送物资的车队满大街转悠，同时再贴出告示：各消费合作社出售的货物，只收苏币，不收现洋。于是，群众又纷纷争兑纸币。结果，银行收回的现洋比兑换出去的还要多。
父亲不在身边的日子里，母亲带着我颠沛流离。1929年，由于叛徒出卖，母亲被关进了长沙监狱，我被寄养在乡下的亲友家。1930年初，母亲为了秘密联络的需要，叫人把我送到了她身边。她同牢房的罗醒同志也带着小儿子，名叫华初，比我大一岁，我俩就一起承担了秘密交通员的工作。直到这年7月，彭德怀带领红军进攻长沙时，母亲才带着我越狱逃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