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弟弟。他的一生，都在从事党的经济工作。父亲仅读过4年私塾，却善于用金融的手段来集资、周转。早年曾在家中发行“纸票”，参加革命后长期从事经济工作——他被任命为苏区首任国家银行行长。
1910年，伯伯毛泽东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所新式学堂学费较高，家境并不宽裕的爷爷毛顺生，无力同时供养两个儿子读书，父亲便辍学了，和爷爷一起在家从事农业劳动。爷爷精打细算的生财之道，父亲很快就学了个八九不离十。他把买来的牛租赁给农民，农民负责喂养，还能用牛耕地，但牛的“产权”和生下的小牛归我家。后来，他开始发行“纸票”，“纸票”名叫“义顺堂”，相当于信用券。纸票的作用，一是集资，并保证一定的年息，也可随时兑换;二是作为雇工的“工资”;三是可到附近的商号换些粮油食盐或日用品，人家都认。经过几年的经营，家里的经济状况有了改善。
1921年春节，父亲在伯伯的带领下，离开了好不容易操持起来的家，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并和我的母亲王淑兰一起来到了长沙。伯伯安排他在自己任主事的长沙一师附小负责庶务，管理学校的经费和教师的伙食。1922年5月，母亲在长沙生下了我。父亲此时正忙于党的工作，根本无暇照顾妻女。他给我起名“远志”，借以铭志。
1923年，父亲被党组织派到位于江西萍乡的安源路矿，担任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为了弥补资金不足，消费合作社发行了股票。每股5角，每年有红利。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有上万人，大家踊跃认购，很快就筹集到了7800余元股金。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经济实体最早发行的股票。
办消费合作社是与资本家进行经济斗争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合作社成立之前，工人从资方领到的工钱不是现钱而是“矿票”，即矿局发给工人的一种只能在矿区内使用的代金券。资方号称1元矿票抵1元银洋，在市场上却不能流通，必须到矿局或资本家操纵的银铺去兑换现钱，或在他们控制的商号购买东西。
经过层层盘剥，1元矿票的实际价值起码要缩水两成。为了减少商人在各个环节的中间盘剥，让工人们买到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父亲派人去长沙、汉口等地采购货物。为减少运费，购回的货物一般由俱乐部所属的株萍铁路职工顺车捎回。这样一来，消费合作社售出的货物价格比当地市场至少便宜三分之一以上。父亲用金融的办法帮助贫苦的工人，合作社赚了钱，又给党中央提供了活动经费。
1925年，伯伯、父亲回到韶山发动农民运动，建立韶山党支部。当时伯伯身体不好，父亲刚做了阑尾切除手术，我们家经常有许多客人。那个时候我只有3岁，比我小5个月的毛岸英成了我的“小尾巴”。父亲一旦空闲下来，经常是左腿上坐着我，右腿上坐着岸英，给我们讲“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
日后回忆那次在韶山发动农民运动的经历时，伯伯、父亲都用了“逃”这个字。对父亲来说，这个字更加沉重。当时，由于被军阀赵恒惕通缉追捕，他被派往广东。临行前，老实憨厚的父亲作出了一个让家人意想不到的沉重决定——跟相濡以沫的妻子、我的母亲王淑兰离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