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长王岐山干活一般，却很有号召力。同来的知青不必说，连其他生产队与他不熟识的北京娃，都听他招呼。据康坪村村民回忆，其他队上若有北京知青不服管、出问题，公社都会找王岐山去劝。
“有时候政府就把他叫走了。哪个队的知识青年闹意见，打架，就叫他去，去开开会，让他去调解调解。”尹治海说。
康坪村知青张佩侠还未报到就跟其他生产队人员打架，老乡们听说他在北京时就顽劣。到了康坪之后，王岐山负责“教育”，吃住看紧，其他知青与他配合，不时冷落与关禁闭、罚体力劳动并济，“人家(其他)11个知青都争气，就他一个小混混。”延安知青尹大才说：“王岐山把他修成正果，改成好样的，后来也当了老师。”
因着强大的号召力，冯庄的3个大队合并后，王岐山成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主要职责还是协调管理北京知青。
尹治海觉得，王的号召力是从首都带来的，听说其在学校里便是风云人物。
“你要让王岐山打架，他谁也打不过，他体质弱。但谁也说不过他。人家能把知青都拢住，知青都服气，老百姓都服气，我比他大3岁我都服气，比我成熟。”尹大才是下放较早的延安本地人，带着老婆孩子插队，住在北京知青的隔壁。尹大才夫妻两人跟北京知青们一样，管组里的领头人叫“岐山”、“珊子”。
“王岐山把政策学得(透彻)，人家就不像个知识青年，比蹲点干部都渊博。”尹大才记得，一季枣子成熟时，公社来了干部，“抢枣”，“队长挡不住，王岐山去，三言两语给打发了，(就是)搬政策、讲道理。”
生产队对王的敬意，也来自于明白人的引领。“原来我们生产队长是个老八路，在西北野战军当过连长，老婆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过来的，有什么事情就问王岐山。那人见过世面，(知道)这些人虽然年轻，但是有知识，队上有个啥事，咋个适合不，让王给他把把关。”尹大才很为自己是康坪生产大队知青的一分子感到骄傲，虽然也被北京知青“连累”，自留地分在水边，难养活，他也自认为充当了北京娃和延安老乡之间的桥梁。
北京知青们顶着农村户口，思忖着“扎根一辈子”的誓言，但老乡们却意料他们待不长远。村里的赤脚医生空缺，他们找来尹大才顶上，想着北京娃娃文化虽好，说不定哪天就回城，指望不上。
底层社会的艰苦和无序，多少还是让知青们失望。尹治海动员大家写入党申请，没一个人应承。即便如此，王组长带领着青年突击队，干活表现还是不差。尹大才和尹治海记忆中，康坪大队的知青从未有过不良记录。
一周劳动6天，学习1天。“知识青年再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尹治海想着，主要是让知识青年们得一日喘息休息，读读报纸就可以了。知识青年们倒真有学习的积极性，村里的《红旗》杂志等读物都是他们订的。但体力劳动终究辛劳，年轻人下工回来下下棋，打打扑克，也是常有的。而“人家王岐山就学习，拿个石板做个桌子”，“他就看他的那些物理化学数学。”尹大才不以为然，对王说：“这个屁用也不顶。”尹记得王回答说："文革’期间，这个也没学好，把这个再啃啃。”
尹治海也夸王岐山学得好，“他看外国的经济方面的书。”对这稀罕物，村里有人议论：哎呀他看的是什么书?外国的书，是不是不正确的书?
对于这稀有之书的来源，延长县作协主席张思明知道一些。他曾为写作习近平延安插队经历而在延川县梁家河采访，并于2002年赴福建拜访时任省长习近平。他曾听习谈起，下乡初期，一次从北京返回延川，因路途遥远，先到了冯庄找王岐山借宿一夜，两人就合了一床被子。当时习带着一本经济方面的书，王岐山给留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