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王岐山)虽然是学历史的，但异常聪明，吸收能力特别强，跟我们一谈就理解了我们的想法，马上就表示赞同，并且提议起草一个报告呈交中央。当时我和翁永曦、朱嘉明已经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再加上王岐山，我们4个人在市委党校后面的一间空房子里关了几天，写出了报告。在报告里，我们预测了1980年经济将要出现的衰退，分析了衰退产生的原因，并且给出了危机对策。……通过王岐山，我们把报告交给了姚依林，姚依林看后觉得很重要，又转给了陈云。陈云在报告上批示说：‘一个学工业的，一个学农业的，写了一份很好的报告……’其实翁永曦不是学农业的，只不过在农民报工作。”
报告提交后，4人受到当时中央领导的接见，史称“老青对话”。“老青对话”对同时代热衷探讨中国道路的年轻人是一种激励。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张少杰描述当时他们那代年轻人的心情为：“我们太想改变世界了。”
从此，王岐山的道路转向经济领域。
1984年莫干山会议在杭州召开，与会人员是从全国各地提交的论文作者中选拔出来的青年才俊，会议就国民经济的热点进行了激烈讨论。但在当时，这种讨论与集会，带有一定风险。据柳红所著《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黄江南这样谈风险应对：“政府是由人和部门组成的，有的人本身，就代表了政府。上山的还有国务院总理的秘书李湘鲁、张劲夫的秘书孔丹，以及王岐山。他们来，我们心里踏实了很多。当时不像现在，没几杆大旗不行。没人出文，一切都在正式和非正式之间。”
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历史又一次呈现出剧烈与复杂的局面，全国上下依旧在探索。1982年，王岐山进入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次年入党，6年间成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所长、正局级研究员。1988年起，历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并力主建行改制、中金公司的组建等中国金融界大事。从此兼备对中国根本问题(农业)的认知和对国际潮流(金融)的把握。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王岐山被委任为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协助省委书记李长春处理广信、粤海等国有企业资不抵债事件。为消除消极影响，他曾接受“联办”旗下《财经》杂志的对话专访，阐释“窗口公司”历史使命的结束，强调“谁的孩子谁抱”的市场逻辑在中国确立。
王岐山更为人熟知的危机处理是在2003年非典期间。他从海南任上被急召入京，上任第10天召开中外记者见面会，次日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专访，向百姓呈现、解释当下抗疫局势。一句口头禅“说实在的”广为人知。
2004年，南方传媒集团原驻京办事处主任、原驻京首席记者方进玉曾在面访王岐山时提出：“去年(2003)抗击非典的记者会，面对全北京、全中国的大恐慌，面对国内外记者那么多刁钻问题，你的应对太精彩了……只有一个地方，你公开赞扬美国的《纽约时报》‘不愧为《纽约时报》’，还赞扬美国记者‘提的问题就是尖锐’，容易让人产生联想，以为你在暗讽国内记者提的问题不尖锐。电视直播一出来，我就担心你会不会因为这样的回答，受到中央领导的批评呢?”
王岐山回答说：“没有啊。去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后，中央领导都表扬了啊，说我是放得开、收得住。”
据方进玉所知，“王岐山为那次新闻发布会做准备时，他的那些发言提纲—特别是针对外国记者必然会提出张文康、孟学农被免职的问题，其答复的核心内容，应该已经得到了当时市委书记刘淇，甚至是中央高层的认可。”
王岐山的张弛有度、应对得当也曾让世界卫生组织的媒体专家印象深刻。2003年劳动节这天，时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邓小虹在参加世卫组织培训时碰到代市长王岐山。据当时媒体报道，邓小虹说，在模拟发言环节，王岐山主动要求第一个来，回答法国老师模拟的外国记者提问。重放录像时，“王市长的录像几乎成了讲解的样本。”法国专家对王的评价是：“一个非常有主见、有见地和有决心的领导，他不会让记者牵着鼻子走，而是用自己的思想引导记者从政府工作和政府努力的角度去问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