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孔子的道德要求一直是针对强者和在上者的。《孔子家语·王言解》中有这样一段：
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此之谓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于己，然后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璞，男悫而女贞，六者，教之致也。”
这一段与《论语》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相比，只有语法上的区别：它把两者之间的因果或条件关系用一个“则”字补上了，于是，这里面所包含的“先后”关系就明确了：上面敬老，下面才孝;上面尊长，下面才悌;上面散财乐施，下面才宽厚待人;上面亲近贤才，下面才选择良友;上面爱好德行，下面才不隐瞒实情;上面厌恶贪腐，下面才耻于争夺;上面廉洁谦让，下面才讲究节操。君“先”立仁，“然后”才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璞，男悫而女贞。
“三纲五常”中黑暗的部分与孔子无关
再谈谈人们对孔子的又一个误解：“三纲五常”。
五常，无论是指“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这五种基本人伦社会关系，还是指“仁义礼智信”这五种基本道德规范，都只是社会关系或基本道德信念的客观反映，无法批判或无从批判。应该批判的，是所谓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三纲”一词，出自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基义》;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出于《白虎通疏证》卷八“三纲六纪”所引之汉代纬书《含文嘉》，与孔子无关。“三纲”中包含的一方主宰、一方单向服从的奴隶道德，则来自法家的韩非。《韩非子·忠孝》篇云：
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
这里，法家把 “事”与“顺逆”联系了起来，这个“事”就有了顺从、臣服的含义。而且，韩非的“事”与孔子的“事”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孔子的“事”，前提是“礼”，而韩非的“事”，前提是“势”：
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韩非子·备内)
简言之，韩非等法家的“事”(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与孔子的“事”，有三大区别：第一，孔子以“礼”为前提，韩非以“势”为倚仗。“礼”为双方的约束，也是双方的保障;而“势”则为君父夫把持，是臣子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第二，孔子讲平等，讲相辅相成;韩非讲压服，讲一方钳制。第三，以“礼”为前提的关系，是有条件的关系，可以解除;以“势”为倚仗的关系是无条件的关系，不可解除。
所以，“三纲”思想中黑暗的部分，包括忠君思想、奴隶道德，都来自于法家，不仅与孔子无关，恰恰为孔子所警惕并在理论上做了预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