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丁玲是1942年在蓝家坪文抗结婚的。我们结婚没有张扬，没有请客。我与丁玲的结合，有些朋友对我们的关系能否长久表示担心。我知道，自己不应该也不可能再有变化，丁玲是值得我用我的一生去爱的。我欣赏她的为人，她在西战团的工作，她一生的创作，我希望她能不断取得成功。她是个热情、正义、直率的好人，她并不总是那种男性化的风风火火，她也有女性妩媚的一面。
结婚后，我们没打算再要孩子，怕妨碍工作。我对丁玲说，我没有当过爸爸，也当不好这个角色。在孩子问题上，我的观念是不顺从封建传统的，我对祖林、祖慧视若己出。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从生活中长出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各解放区迅速开展了土地制度改革运动。我们也积极要求参加农村的土地改革，来到晋察冀边区。
在辛庄的时候，我们住在一家地主的院子里，主人住在朝南的北屋，夏天门口挂着竹帘。我们在南屋坐着，见大门进来一个女孩子，十五六岁的样子，看上去很活泼，穿着一身很薄的花洋布衣服，经过我们的门口往上屋跑过去。丁玲立即抓住了这个人物的形象。她很快想到，这样的小姑娘在土改中将会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应该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是斗争，是团结，是教育，是不管不问?这就是后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黑妮。
东八里靠近铁路，在那里，人们告诉我们，某某是富农。是不是富农，我们就看他家有几亩地，雇没雇人，自己劳不劳动。如果他自己劳动，就是富农而不是地主，我们就叫他到台上表态献地。他踏着双破鞋，衣服也不整齐，走上台，把裤带解下来给大家看，裤带都是断绳子接起来的。我们一看，觉得他生活这么苦，不能算富农，不能把他推到对立面去，小说中也以这个人物作为原型。
我们到的第三个村子，是河北涿鹿县的温泉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叫暖水屯)，这个村子的土改是由我们做主，所以在这里呆的时间比前两个村子要长些。分浮财时，我们要求村干部要谦让，把好房子、好地分给最贫苦的农民。
在涿鹿县，我遇见两个土改干部，觉得他们夸夸其谈，空话连篇，干不了多少实际工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了一个开了6个钟头的会，从中可以看到这一类人的影子。小说中的文采，周扬说这个人物写的是他。文采是上海大夏大学的学生，周扬也是大夏出来的，似乎有周扬那么一点作风，但不完全是他，或者主要方面不像是他。丁玲也没有把文采写得不可救药，认为也是应该到群众中去接受教育。
我们认为土改不仅是农民物质上的翻身，做了土地的主人，更重要的是翻心，翻身不翻心，土改成果就不会巩固。这就是为什么丁玲离开石家庄以后，还打算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写经过土改后的农民怎么样根据土改的经验，在与国民党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写作动机。
丁玲就在这时开始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间大约在1946年的11月初。我在屋子里砌了一个火炉，这样丁玲写作时，后背还可以靠着火炉取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