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行为，使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保持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本色，1951年10月至1952年10月，毛泽东用整整一年时间领导了全国范围内的“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摧枯拉朽的廉政风暴。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1年11月至12月底，两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为推动开展“三反”运动，共发出书面指示、批示达50多件。12月1日，毛泽东通宵达旦，拟就了长达7000多字的《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严肃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三反”运动首先是从东北开始的。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书记高岗专门向中央做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报告说，东北地区开展此项活动以来，仅沈阳部分单位就揭发出3629名贪污分子，东北贸易部仅检举和坦白的金额就达5亿人民币(旧币，1万元相当于现币1元，下同)。与此同时，在北京市委上报的“关于反贪污现象”的报告中，已发现贪污分子650名，贪污金额达15亿元(旧币)。在全国其他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类似贪污腐败现象，比如江西某地有区委书记、区长和派出所所长集体嫖娼，甚至有党员干部勾结土匪杀人放火。对此种种触目惊心的事件，人民群众非常愤怒，毛泽东更是无法容忍。
11月20日，毛泽东在东北局的报告上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三反”运动，并向全党发出了警告：“现在已到了紧要时期了。再不进行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我们就会犯大的错误。这场斗争是极为必要和适时的。不三反，党要烂，国要亡，经济建设谈不上，如果再迟几年三反，将由许多地方出现政权性质的变化，其危险不堪设想。”
12月4日，毛泽东在北京市委的“反贪污”报告上批示，限令全党全军在接到其指示的三个星期内，至迟一个月内，检查所有的贪污现象，并用“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惩治贪污”等强烈的措辞，号召全国各行各业开展“三反”运动。在此后的两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亲自上阵督办，几乎每天都要听取“中节委”(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的汇报，作出书面指示达100多篇，其中1952年2月就达85篇。
1952年1月4日，毛泽东向党、政、军发出长达700字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限期至1月10日，各院委、部、会、院、署、行、局、处及其下面单位，务须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于1月11日送来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者经理，一律撤职查办”。毛泽东的紧急指示，再次让“三反”运动提速。
1月19日，中直机关总党委召开了1000余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宣布“三反”运动进入集中力量打“老虎”阶段。当时，人们称贪污犯为“老虎”，打“老虎”，就是打击贪污;贪污1亿元(旧币)以上的为“大老虎”，贪污1000万元(旧币)以上的为“小老虎”。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2月1日，北京市举行公审大会，最高人民法院对7名大贪污犯进行了宣判。其中，因非法所得旧币23亿元的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贪污旧币6.4亿元的中央公安部行政处宋德贵二人被判处死刑;其他三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两人被免予刑事处罚。
中央机关带了个好头，“三反”运动势如破竹。为防止“轻轻滑过的危险”，毛泽东再次指示：“不许草率收兵，必须扩大战果。停止讲空话，必须看成绩。”同时，他还指出，“三反”不仅仅是打“老虎”，而是各级党委、政府、群众团体和部队的领导机关考察、了解、教育干部的一种最好方法，要“毫不迟疑地开除一批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贪污蜕化分子出党，撤销一批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那些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沓、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并“大胆坚决地提拔一些有德有才的优秀分子到各种工作的领导岗位上来。这是党的组织建设上的一个严重任务，望各级党委加以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