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你可以说他不过是在听老爸的话，但刘禅不仅仅对诸葛亮宽宏大量，对其他大臣也是如此。比如魏延叛乱被杀，面对身为皇帝最不能容忍的谋反叛乱，刘禅对于魏延没有一概否定，而是下旨：“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赐棺椁葬之。”魏延作为其父亲最信任的将领之一，怎么会忽然叛乱？刘禅也明白，魏延的智慧不比诸葛亮差，不过是刚愎自用，人际关系不好，诸葛亮逝世后，诸葛亮利益集团没人制服得了，所以魏延被杀。刘禅以“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赐棺椁葬之”来证明其志，这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的智慧。毕竟阵前叛乱，可不是能以仁德和“念前功”就可以“赐棺椁葬之”的。
过人之处二：头脑清楚、知人善任。
刘禅不仅有超于寻常皇帝的容人之量，而且头脑清楚，知人善任，有很强的分析能力，绝对不是弱智。刘禅全权委托诸葛亮来治国，就是他聪明的地方，除去穷兵黩武的问题，诸葛亮治国有方，即便在诸葛亮死后，刘禅仍然继续延用诸葛亮的措施，甚至重用诸葛亮所选拔的人。
诸葛亮急于北伐，刘禅此时头脑非常清楚，他非常明白魏蜀的实力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但不好直接反对，只能委婉规劝诸葛亮说：“相父南征，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劳神思。”诸葛亮执意北伐，没有听从刘禅的劝告，刘禅则当机立断，转为全力支持诸葛亮北伐。诸葛亮死后，刘禅立刻停止了空耗国力、劳民伤财的北伐。
在人事任免上，刘禅也表现出过人的一面。鉴于诸葛亮生前权力太大，刘禅废除了丞相制，以费祎为尚书令和大将军，以蒋琬为大司马，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又各有侧重。蒋琬以管政务为主，兼管军事；费祎以管军事为主，兼管政务，军政及内政大权不再同一人一把抓。这种新的政治格局安排，意味着刘禅绝不允许再次出现事无巨细，皆决于丞相一人，而自己则大权旁落，以至于明知北伐是错也无法阻止的尴尬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