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事事的日子让格罗特愈发悲观。在他看来，自己出生入死近10年，为国家从事的是要求最高、价值最大、危险最多的工作，在本职上的表现无可挑剔，却仅仅因为直言不讳，就落到被某些官僚“穿小鞋”的境地。他决定单独行动，给中情局一点颜色。
对抗前雇主 终成阶下囚
1992年9月，格罗特给亚洲某国驻美大使连写了3封匿名信，爆料称：此前1年半，他参与了一次行动，给该国驻北欧某国使馆的电脑安装了窃听器。1993年初，获悉内情的中情局反间谍部门展开调查，试图找到发信人，负责国内安保的联邦调查局亦介入该案。格罗特数次被召唤到中情局总部接受质询，但拒绝接受测谎测试，因此被安排“行政休假”。
1996年10月，一纸除名通知摆到了格罗特的案头，没有遣散费，更没有养老金。几天后，心灰意冷的特工走进某国驻旧金山领事馆，呈上书信一封，称自己愿意用在中情局学到的东西帮该国培训安保人员，“特别是教他们怎样防止机密泄露”。这一举动是在光天化日下进行的——格罗特存心想让昔日雇主知晓，甚至把书信的副本发给了联邦调查局。
1998年暮春，负责此案的特工邀格罗特前往华盛顿，说希望他和有关部门“谈谈退休待遇”。如约而至的格罗特走进联邦调查局大楼的会议厅，大门在身后轰然关闭，一名司法部官员对他板起脸：“我们不用谈了，检察官已决定对你提起公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