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很有针对性地对包拯的道德优越感做了抨击：“夫有所不取之谓廉，有所不为之谓耻。近臣举动，人所仪法。使拯于此时有所不取而不为，可以风天下以廉耻之节。”
欧阳修的看法代表了相当一批宋代士大夫的态度：他们对包拯的节操无疑是赞赏的，但是政事有其自身的特点，与个人修为不可等量齐观。包拯仅仅重视道德上的无可指摘，却忽视了其行为对朝政风气的影响。这样仅凭道德自信的一意孤行，“朝廷事体或有不思”，“思虑不熟，处之乖当”。
明代的海瑞同样也招致了士大夫阶层的批评，而且比包拯更甚，几乎已经到了不见容于当世的地步。海瑞一生廉洁耿介，平时所学以刚为主，自号刚峰，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但命途多舛，道不得行，几次为官开场时轰轰烈烈，却都黯然收场。其中原因，当然并不仅仅因为“天下皆浊我独清”。
万历皇帝给他的断语是：“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表面上肯定了海瑞的长处，实际上是一种批评和否定。万历皇帝对海瑞的廉洁操守深信不疑，但他认为这位耿介的忠臣只在道德风化方面有榜样作用，在国计民生的事功上并不能有所建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