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琪不赞成这种百花凋敝、一花独放的政策。他在1963年10月和邓拓一起召开的京昆梆剧本创作座谈会上就提出，这几个古老剧种排演传统戏、新编历史戏和现代戏三者不可偏废。1963年12月14日《北京日报》发表的社论《让现代戏之花盛开》中，有一段话是李琪特别嘱咐加进去的，即：“演现代戏光荣，演优秀的历史戏同样是光荣的……过去的艺术实践证明，凡是经过认真推陈出新的传统剧目，或用新的观点来编写的优秀历史剧目，同样地能很好为今天广大人民服务。”
后来，李琪曾向一些同志说，江青看了这篇社论后，很不满意，认为它是表面上拥护京剧革命，实际上反对京剧革命的。江青的信口雌黄吓不住人，因为李琪所搞的恰恰不是贴上了“江氏”标记的京剧革命。
1964年8月，李琪在北京市委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又一次有针对性地提出：“我们主要应该演现代戏，历史戏也可以演一些，好的外国戏也可以演。有的同志说要百分之百地演现代戏，我看不要这样提，说绝了，将来又会走向反面。……历史戏不能完全不演，特别是京昆梆，过去长期是演历史戏的，其中有些戏还是群众喜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