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董时进上书毛泽东，反对土改。他认为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如果平分土地，会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到1950年初，董时进的希望破灭，知道给毛泽东的上书不可能被接纳。他对中国农民的前景深感绝望，他甚至悲哀地预言分给农民的土地很快就会收回，最后会出现许多问题，会饿死人。但是，他最后还是相信“他们还是会放弃，回到正确的路上来”。
在1950年到了香港后，董时进继续关心中国政治与农村等问题，写过三本小册子。其中有一本是他离开大陆前在全国约十个省的区域中旅行的笔录，他自称“我所到过的地方包括这种旅行虽不过是走马观花，而且也不能做什么调查性质的活动，然而因此所见到的景象和所接触的各行各业的人物却不少。凡所见所闻，如其是可靠而有时值得注意的，我便将它笔录下来”。此调查笔记所涉及的社会生活面很广，所记录的不仅仅是生活现象，更有对社会心态的转变等问题的观察。作者的思考也非常深刻和犀利，应该说这是一份研究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回到这本《两户人家》。董时进定居美国后，以记忆中的中国农村生活和家族历史为题材，写了这本自传体小说。“两户人家”以作者父辈两兄弟的家庭兴衰为内容，以白描式的艺术手法展现了作者的祖母、寡妇章氏如何在时代风雨、家庭矛盾的环境中发奋图存，既是董家的真实家史，更是中国农村的真实缩影。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作者最大的长处是对中国农村的经济传统和家族观念、人情世故等等有着极为深刻的体验和洞察，即便只是以白描的笔法娓娓道来，也具有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从董时进这部自传体小说的农村问题写真，很自然就使人想起林耀华先生的《金翼》（三联书店，1989年），也是以小说的形式再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社会的情景。与《两户人家》不同的是，《金翼》侧重于对家族关系的社会学著述，但同样是以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生活为中心舞台，同样融入了作者的亲身经历和家族历史（在这方面，《两户人家》当然比《金翼》更为直接和深入）。
从四川到福建，从比较单纯的农村生产活动到新的商业社会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从一个家族中两兄弟的家庭兴衰到两个家族的兴旺与衰落的比较，这两部小说体的著作似乎是同一中国农村研究项目的不同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