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董时进的《两户人家》（学林出版社，2012年5月），深有感慨。看来，“董时进”这个名字不应该再被时光湮灭了。从较早董保静、胡荣伦的《终生志在兴农的董时进》（载《红岩春秋》，2004年第六期）到前几年熊培云在《南方都市报》撰文介绍这位“中国‘三农’问题第一人”，香港中文大学的熊景明老师在《21世纪》更直接地论说董时进作为“先知者的悲哀”，还有谢泳的《董时进：一个被遗忘的知识分子》，这些文章从被尘封的历史中重新发现了董时进，关心中国农村问题的朋友应该再也不会对这位大半个世纪前有远见卓识和道德良知与勇气的杰出中国农业专家感到陌生了。
说起来很惭愧，我直到去年才在熊景明老师的介绍下真正读到董时进关于土改运动的那部著作（1951年在香港发行），里面所说的话在今天听起来绝非仅使人震惊于这位农业专家的先知，更是如熊培云所说的，“历史所能赋予他的荣誉，恰恰是我们透骨的哀伤”——这句写在《两户人家》封底的推荐语其实更适合于董时进论土改的著作。
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乡村建设中，许多先驱者和参与者由于在价值目标上与那些农民政治运动的发动者、组织者有着重大区别，他们往往是以普及科学知识、防灾救灾、举办农产品展览会为重点，开展综合性的乡村建设运动。但是在如何认识和估计政治腐败和激进意识形态下的农民运动所带来的双重挑战方面，多有思想认识和实践操作经验上的欠缺，而董时进则在农业思想、乡村建设与政治乃至农业与政党等方面都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这位“先知”不是书斋中的冥想者，而是现实生活中的探索者与践行者。
董时进于1920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农学科，1922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1925年获得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目前所见文章对此经历的表述不尽相同，此处据2012年2月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网页“经管回眸——历史的记忆”，确否待考）。回国后董时进先后从事农学教育工作和政府的农业行政工作，另外也在乡村从事农村建设和从事推动民主宪政的社会工作。1938年他在成都创办的《现代农民》月刊一方面积极传播现代农业技术知识，另一方面是农村政治时评，以作为农民的喉舌为己任。后者侧重在揭露、抨击国民党乡村政权的腐败，光从题目上看就可以使今天的人们感慨不已，如《保长的威风》、《骇人听闻的乡长》、《役政的弊端》、《征粮舞弊应处死》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