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农村问题出发，董时进积极参与现代政治中的党派活动，但是却一再受挫。1945年10月，董时进因不同意民盟把“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作为政纲之一而宣布退出民盟。到了1947年5月，董时进宣布成立中国农民党。该党在政治上强调相对于其他党派和政府的独立性，对时局的发展持中立和观察的态度和主张，公开声称“不愿做任何党派的尾巴”。
1948年中共发表《纪念“五一”节口号》和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文告，中国农民党表示“当无不乐闻此项消息”，但仍坚持“对目前时局绝对保持中立态度”，一方面强调“对中共持观察态度，注意其发展，研究其政策，不主动求好感，并避免恶感”；另一方面“对政府持应付态度，党与政府保持距离，不以党的立场参加政府”。（《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政治，中国农民党一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这种特立独行的政党立场显然不会见容于无情的历史，但是当时的董时进对此尚没有清醒的意识。
1949年4月，董时进谋求农民党作为参加新政协的单位而遭到失败，李维汉在6月约见董时进时批评他在1948年公开发表的反对共产党和反对土地改革的文章，批评农民党是地主党，劝告董时进不要搞农民党，仍以从事农业建设为好。董时进最后表示愿意推荐农业技术人员贡献技术，农民党可以宣布解散。6月25日，农民党在北平发表《中国农民党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生产建设宣言》，董时进的农民政党梦彻底破灭。‘
回想该党在成立宣言中的思想及表述，实在令人无法不感到有一种“透骨的哀伤”：“中国之所以闹到日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因此认为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党的使命“是为农民争取国家的主人地位，并谋政治的改革，及农业与乡村的改进”；“我们认为农民所受的剥削，主要的是政治的剥削，因为政治不良，法纪不存，农民知识低落而又散漫，一切军阀官僚皆可以利用他们的权位，肆意掠夺人民，使得整个乡间涸竭，个个乡民贫穷。”
“本党真诚地为农民谋利益，决不欺骗农民，故不愿意发出一些只好听而不能实践的诺言。”“必须使农民获得自由自主的权力，不再被别人拉去打仗，而且能站出来阻止任何人打仗。”“我们认为根本救国的办法，是在和平统一及优良的政治情形之下，积极发展建设与教育，这才是本党最重要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