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给我另一个突出的感觉是，束缚太多。他严格地遵从三纲五常的礼教，又非常在意自己的社会形象，绑在他身上的束缚太多太多。他的内心多压抑、多痛苦啊。尤其是后来，在征战当中，心里压抑着无比的痛苦，这从他的日记中都能很清晰地看到。他的地位高、声望高、功劳大，他压力更大。
在家事处理上，更明显。比如他明知他的女婿不成器，但硬是逼着他的女儿离开娘家回到婆家去，服侍公婆丈夫。这个女婿他的女儿很不喜欢，是个很荒唐的花花公子，女儿因此愿意常住娘家而不愿回婆家。曾国藩认为自己是个社会楷模，他不能做这样的事，他就劝他的女儿，丈夫再不好，嫁出去的女儿不能回娘家，要回婆家去。
结果一个好端端的豪门之女就这样苦闷、忧郁而死，年仅29岁。曾国藩本人也为女儿的命运深感痛苦，但是他就没有想到要改变。还有，他的妹妹在婆家，小产后，有时候早晨起来晚了，由婆婆伺候，曾国藩觉得很不可理喻，写信给弟弟说：“此反常之事，最足折福。天下未有不孝之妇而可得好处者，诸弟必须时劝导之，晓之以大义。”
在为官时，本来他的理政方针并无大误，遭到社会的指责后，他对于外界的指责很惭愧，内心痛苦，他终于因此而身心憔悴，一年以后就病逝了。这正是传统经典文化局限性造成的。曾国藩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晚年身处高位，本可以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有更大的作为，比如他亲手开创的洋务运动，就有许多事可做，但遗憾的是，晚年的曾国藩精神萎靡，他在朝廷被授予大学士(相当于现在的总理一职)，这个时候的曾国藩想的却是如何保住他一生的名声，几乎再无开拓进取的事功。这固然与他晚年多病有关，但传统的经典文化的保守性影响很深。
他提倡“浑”的境界，令今天很多人不理解，他认为君子要“浑”，他提倡人的心思要非常明白但外表不露。在曾国藩眼里“浑”这种美德，更容易被看作是世故、圆滑。这其实也是传统经典文化的一个缺陷。太过于注重含蓄、内敛。我们的文化是一个内敛的文化。比如，曾国藩在向慈禧太后推荐李鸿章的时候，对李鸿章的评价中就有“内敛”二字，他看重的是内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