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无所有的时候，却有着最丰富、最激烈的情感。”李亚伟后来这样形容当年的自己。写出《中文系》的时候他才21岁，年少成名自然格外血脉贲张，希望把诗歌写得谁都能读懂、谁都能喜欢，“能献给打铁匠和大脚农妇，把爱情诗献给软娘们儿，把打架和醉酒的诗献给闷哼哼的卡车司机和餐馆老板，把《中文系》献给中文系的学生和老师。”
出走
2001年孟春的一个中午，时光的印刷机突然大胆地开机/将春天、水果、绿树一色一色地印往京城的方向/高速路从中呼呼穿过，然后在远方归于不可靠的沉默
—李亚伟《汽车修理厂纪事》
在小镇教了3年书，李亚伟觉得闷不住，去长沙、武汉、广州游历，一面讲诗歌文化。有一次在武汉大学，为追一个校花，他特地去买了件新西装，结果校花瞥见他破了洞的牛仔裤，语带嫌弃：“买得起马却配不起鞍。”
自由惯了，便更不愿再回到闭塞的小镇。1992年，李亚伟开始在重庆给书商做“枪手”，编杂志，一年后，兜里揣着赚来的3万元，喜滋滋地到北京闯世界。正好碰到写小说的几个朋友混成了书商，于是约着一块儿“挣大钱”。
李亚伟粗粗估算了下，至今出版过不到200首诗歌，大部分产自1980年代。像是事先约好似的，上世纪90年代的莽汉们几乎都停止写作，做生意去了。天天想着吃香的喝辣的，想着美女宝马，想着自由自在，哪有工夫写诗呢?当时的李亚伟信心满满：生意里有更浓烈的生活气息。
一搁笔，生活果真迎面而来，每天除了工作，没有其他，周末也基本上在办公室度过。“白天拿着计算器，一进办公室就有各种人在等着你，推销纸张的，印刷厂拉生意的。出了稿还要看封面、档次，什么都要管，天天如此反复。”
下了班，又有各种酒局在等着他。他在博客里写：“我们在村里面转来转去乱喝，感觉亚运村就是一个旋转的酒杯。从小营路到凯迪克一带大街小巷凡新开张的酒家会立刻被我们掰开喝旧了。”晚饭白酒，饭毕啤酒，深夜大排档继续白酒，爱喝酒的李亚伟也想逃，但是逃不掉。有好些年，在他的醉眼朦胧中，熟人、生客，红男绿女，来来去去，恍若一幕天然的人生戏剧，这里没有导演、没有编剧，只裁取了喝酒的场面，演员都是生活中的真人，活生生的、源源不断的人生流水席。
十多年里，“离开了诗歌这个美丽的女人”，李亚伟在天涯晃荡，心中却常常想起她。但就算想写，也没有闲下来的时间，断断续续写了几首就难以为继。有一回喝酒遇到作家王燕生，王燕生对他说：“混一生就混几百万，虽然很厉害，但中国会赚钱的人太多了，你还是回去作诗吧。”当时没有太在意，但很多年后的今天，李亚伟说，常常想起老先生的这番话。
“人好像就是为了挣钱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李亚伟觉得又闷不住了。一次，一帮书商朋友约好到云南玩，从昆明出发，到大理、丽江，一直玩到香格里拉。“阳光烂漫，人又清闲，一趟玩下来，就不愿意在出版界做选题调纸张下印刷厂发货折腾。”
作家张小波回忆，当得知李亚伟决定离开的想法后，曾问他，你就一点正事都不想做了?李亚伟骂一句粗口，反驳道：“张哥，鱼有正事么?蛇有正事么?它们一辈子就那么游手好闲，又有谁指责它们。我现在只想做鱼蛇之流，彻底不务正业。”
为了“不务正业”，李亚伟卖掉了在北京的房子，回成都宽窄巷子开了一家酒馆，重新开始写诗。后来他的这段话被文艺青年广泛流传：“我不愿在社会上做一个大诗人，我愿意在心里，在东北，在陕西的山里做一个小诗人。每当初冬，在心里看着漫天雪花纷飞而下，推开黑暗中的窗户，眺望他乡和来世，哦，还能听到人世中最寂寞处的轻轻响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