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达到这样的“建筑-社会任意化”?朱涛开始觉得光写十大建筑的案例分析已经不够了，他开始追溯新中国成立十年的历史，以便理解1950年代末的状态。这时，梁思成进入了他的视野。作为中国中国建筑史的开山人物、清华建筑系的创立者，梁思成的思想与当时的政治运动矛盾交缠的经历，大致可以解释当年的建筑师们为何犬儒了起来，让“十大建筑”充满了折衷的味道。这便有了这本《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朱涛钻进故纸堆，从上世纪30年代梁思成、林徽因构筑中国建筑史写起，分析他们的研究方法、知识溯源，再写1949年以后的十年，他们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一套理论体系是如何在“洗澡”、争鸣和“反右”等一系列政治风向和运动中，在现代主义、折衷主义、苏联专家的意识形态等中间摇摆、整合甚至分崩离析的，最后再写梁思想的另一端—城市规划，将其放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中，追问为什么保护北京旧城的“梁陈方案”没有被采用。
或许是因为1月在北京的新书发布沙龙讲座时间有限，无法全面阐述造成了误解，又或是学术上观点不同，再或是出版方宣传语中一句“一部终结之书：它终结了梁思成的神话”被直接理解成具有侵犯性的“破神”运动，争议随之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