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志向很好，但别忘了你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有义务和责任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以示后人，历史有正面和背面，它不光为胜利者拥有，没有背面也就没有正面。”周恩来微笑着说。邱行湘一行人对总理的话颇感意外又摸不着头脑，周恩来继续说他打算在全国各省市政协所辖的各个专家会中，增设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下面设立文史专员办公室。“你们的职位就是文史专员，身份就是国家干部”。周恩来挥了挥手说。从战犯到国家干部，从“将军”到“文人”，这样的角色转换让邱行湘们既惊喜又惴惴不安。
1966年那个春天，文强站在高墙之下目送着第六批获释人员背影，久久不愿离去，原国民党中将方靖回望到这一幕，忍不住再进功德林，与文强相拥而泣。“好饭不嫌晚，有可靠消息说我将于明年获释。”文强反倒安慰起方靖来。事实上，文强的内心是很焦急的，在第五批特赦战犯名单里没有他的时候，有人就建议文强：“唯一办法是给表哥毛泽东写信。”文强冷冷一笑：“他要想救我，我就不会进来了。”两个月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文强的“特赦梦”彻底破灭。失去精神支柱，文强整日萎靡不振，神经衰弱，而他的改造地点也搬到了燕山脚下的秦城农场。
1968年，曾获特赦的原国民党天津警备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陈长捷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与妻子双双自杀。当邱行湘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心如刀割，上海其他获赦人员告诉邱行湘，陈长捷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夜，红卫兵冲进他的房间举鞭就抽。陈痛得满地打滚，而他体弱的老伴根本无力制止，只好跪地求饶，凄楚的哀鸣声换来的却是红卫兵的大笑。等红卫兵扬长而去后，一直咬紧牙关、汗如雨下的陈长捷撕心裂肺喊道：“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在监狱呆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放我出来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