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三青团越南分团亦在海防公开成立，由徐××为主任(亦是笔者老师)。海防市华侨中学老校长王子俊原是三青团在海防潜伏多年的负责人，这时亦公开身份，出任三青团干事，做徐××副手，但三青团在华侨中毫无声誉，它仅仅是以一个国民党机构的名义存在，并无什么具体的工作活动。
海防是越南北部最多华侨的城市，他们聚居东京街、沙华街一带自成华人区。法人统治时期采用“邦长制”把华侨分而治之。华侨生活俭朴，秉性纯厚老实，重礼义讲道德，少管闲事，强烈希望祖国强大，不再受外人欺凌，因而团结心强，竭诚互助。所以在日军投降后，越南政府刚成立，“国军”又不干预越政事的情况下，市政管理曾出现真空，但华侨社会依然是秩序井然，治安良好，物价稳定，这种现象实属罕见。后来国民党中央派来军校毕业的留日学生胡日畴担任海防党部秘书，中华总商会会长罗伟基也随之回越主持会务，华侨社会生活开始恢复正常。
(四)金融混乱，关金国币成灾越南流通着新旧两种越币，旧币俗称“香炉”，有坚实的社会信用。新币叫做“披埃士”，据说是日军侵越时出笼，无甚社会信用。商场交易往往因新旧币付款而暗存差价，因此新币披埃士的库存数额甚大。
“国军”开进越南，带进大量关金、国币，关金与国币1比20的固定比额，但它们与越币的比价就无官方规定。致使市场产生极大混乱，商民不知按什么标准收价，有时还拒收关金、国币。
国民党海防党部联同62军政治部召集各社团，工商界，行业代表到会馆开会，经过协商暂时定出关金券和越币的比价为1比1，即越币一盾(元)等于关金券一元，亦即国币20元。市场上容许越币，关金、国币三种货币流通，新旧越币同等价值通用。会议总算把货币上的矛盾暂时解决了，但没多久时间，金融和市场交易的问题接踵而来。(1)商人怕吃亏尽量把旧越币“香炉币”收藏起来，只用“披埃士”或关金去付款。(2)在中国境内身价低贱的关金、国币大量流入越南，在海防市场形成了一支强大的购买力量。加上国民党官兵都是以关金、国币发军饷的，就更使之充斥了整个经济市场。(3)通货一多，抢购黄金物资闻风而起，商人见势不佳，买卖黄金开始拒收关金。然而国民党官员是金融投机的行家，搜刮民财的老手，权势者干脆用关金国币到法国原东方汇理银行强行兑换存库中的“披埃士”，投放市场去做投机买卖，导致物价猛涨，黄金上升，数月间上升达四五倍之多，这种现象在华侨社会是个晴天霹雳，但国民党高官却是司空见惯，满怀高兴。其时关金、国币信用全失，币值日趋低下。笔者于1946年3月离越南回国，以后的金融混乱情况也就不甚清楚了。
(五)军纪败坏，怨声载道国民党军队本质的腐败，军纪的松弛，是人尽皆知的。入越受降部队初期算好，不久也是军纪败坏，如滇军在抗战期间未经战斗，入越时兵骄将横，其他部队亦以胜利者自居，受降更被看成是发财的大好机会。62军调离越南，由赵公武率52军到海防市接防，官兵敲诈勒索，调戏妇女，盗卖军器物资，贩买鸦片，甚至掳人勒索……暴行百出，使华侨社会鸡犬不宁，怨声载道。“国军”威望一落千丈，略举其二三事足可窥其全貌。
11月初，笔者与友人到海防中国酒家三楼吃晚饭。听见邻室几个下级军官正在把一个“琵琶仔”(只卖唱不卖身的十五六岁雏妓)打得抱头大哭，我们走过去劝说，那几个军官见我们虽穿西装(吃饭时脱了外衣)，但腋下背部都插着航空曲手枪，才顺个人情打发那鸨母带着雏妓走了。据说是那几个军官在酒兴之下，硬逼那雏妓把“襟上一朵花”这首歌改唱为下流无耻歌曲，雏妓不肯唱就挨了痛打。
有一次，海防×盛金铺华侨老板失了踪，两天后，其家人接到该老板亲笔信，叫其妻儿到某处商谈“放人”手续(条件)。该老板的妻儿跑去见海防督察分处主任李承球，李明知是辣手事情，就写了个名片将此事推到华侨服务团。这时已经黄昏，正下毛毛细雨，服务团团长何光华即亲自驾车带同她们母子到达约定地点，原来是52军某连连部。卫兵通传后由一位排长出来接待进去，经过10分钟左右的“布置”，才见该连连长满脸堆笑走进来打招呼，迎烟送茶，忙不迭解释说是“误会”、“捉错”了人，又说捉来后“凑巧”生了病，正准备明天送他回去……说得漏洞百出，语无伦次。笔者(何光华)提出要求先看看这位华侨老板，然后把人交给他妻儿接回家去的意见。该连长忙说可以可以，又陪了不少好听的话。进到那间潮湿的房间，该华侨躺在床上盖着军毯，头肿面青，遍体鳞伤。在母子流着泪替他穿衣服的时候，连长已吩咐特务长(即事务长)先去华人街某酒家摆好一桌酒席等候。这位连长性情暴戾，言语粗野，一副肥肉到口被冲散的神情，不甘的神色溢露于言表。到酒家坐完后，随去的排长尚算懂事，吩咐只要啤酒，不喝烈酒，又顺手取去了连长那支快掣驳壳手枪挂到自己身上，并在席间向“客人”极力应酬。华侨一家人惊魂未定，诚惶诚恐。席半，何光华示意该老板的儿子去结帐，但连长坚持由他请客，这样的酒宴不宜久留，出门后客气几句便由何光华驾车把华侨一家送了回去，为了息事宁人，此事并没向该军部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