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日本同样面对着蒙哥铁骑的威胁。
在钓鱼城投降前5年(1274年)，忽必烈派军3万、战船近千艘，东渡大海，攻击日本。元军在博多湾登陆，进展顺利，但遭遇台风，死亡人数高达13500多人，被迫撤军。此为日本史上的“文永之役”。
钓鱼城投降2年后(1281年)，忽必烈再度讨伐日本，东路军4万人、战船900艘，从高丽过对马海峡进攻;江南军10万人、战船3500艘，从庆元(宁波)渡海攻击。军队甚至准备了农具，计划登陆后屯田，永久占领日本。大军在日本节节获胜，会师后却再度遭遇强台风袭击，“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死亡人数高达5万~6万人，余部被日军击垮，逃回人数只有不到3万人。日本史称“弘安之役”。
蒙元大军两次征日，都败于台风，日本因此将此台风奉为“神风”，这也是二战中“神风敢死队”名称的来源。吊诡的是，数万元军于“弘安之役”中被俘后，日本人将其中的“南人”(元代种族歧视政策下最下等的民众，指原南宋政权下的百姓)甄别出来，视为“唐人”，赦之不杀，而将其他所有“靼虏”(包括朝鲜人和北方汉人)，屠戮殆尽。清代思想家徐继畲在其那篇被锩刻在美国华盛顿纪念塔碑上的巨著《瀛寰志略》中说：“倭人自是遂有轻中国之心。” (参阅《中国经营报》2010年3月22日1850期D7版雪珥专栏《华盛顿的定情信物》)其实，日本人并非“轻中国”，而是“轻”占领了中国的“鞑虏”及被占领的汉人。
宋亡之后，扛住了蒙古铁蹄两次东征的日本，日渐以“小中华”自居。这种“中华”使命感，在明亡清兴之后更为强烈：未被满清征服的日本，与虽被征服却未被占领的朝鲜，在“中原沦陷”之后，都认为自己才是“中华”的真正传人(有关朝鲜的“中华情结”，请参阅《中国经营报》2010年8月23日1874期“先锋话题”《半岛之殇》)。
1862年，日本幕府派出商船“千岁丸”，前往上海进行贸易，年仅23岁的高杉晋作(不久后创建了著名的“奇兵队”)随船前往以开眼界。在上海，他发现，日本几乎家喻户晓的畅销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居然杳无踪迹，甚至乏人知晓，这令他深感震撼。
当时的日本还相当落后，中国则已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即将进入“同治中兴”，但日本使节却从上海一个剖面，看透了中国的病态。
9年后(1871年)，中日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日本代表团坚决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谈判甚至因此陷入停顿。
纵观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文献，“神州”、“中华”早已成为日本人的普遍自称。这种“中华情结”，导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将自己包装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解放者，起到了巨大的分化瓦解作用。而日本的史料中，也留下了不少中国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记载。
在鄙视蒙元、满清等“鞑虏”及懦弱的汉人的同时，以文天祥为代表的南宋抗战英雄，却日渐成为大和民族的敬拜偶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