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曹雪芹自叙：《红楼梦》“大旨谈情”，诗经之《十五国风》其实是“大旨谈性”。这里有一个特别需要说明的小问题，便是诗经时代，性情不分;所有的情诗，都是情欲的表白与呐喊，没打算“发乎情止乎礼”。
从《周南·关雎》开始，爱情便意味着性的结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君子喜欢淑女，接下来要做的事便是为将来两人的婚礼做筹备。这意味着，爱悦等于婚姻的建立，这是君子与淑女建立合乎礼法的性关系的蕴藉说法。表现更鲜明的是《召南·草虫》，这种因有情而求欢的势头便喷薄而出。
《草虫》是以女子的口吻，谈两人同心而离居的思念之苦;于是一得到相遇的机会，便行男欢女爱之事，痛苦方得稍稍解脱平服。诗曰：“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我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搁今天这样的开放社会，也不免要赞一声“豪放女”，但是，当时，不过是平常叙事耳。爱悦求欢，身心满足，毫无惺惺作态，坦白自然的态度，几乎可以说是令人震惊。这只能说明，在当时，人们并不认为“情欲”是可耻的。爱人便意味着身体的爱悦，并非后人唧唧歪歪胡诌的“我爱你沧桑的老灵魂”。男女之情，就是身体情欲这回事，不是灵魂沧桑那么回事。著名淫诗《野有蔓草》，是以男子的口味，写陌生男女邂逅相遇，彼此爱慕，野合同居的故事。诗曰：“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婉兮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诗人坚定地认为：“我爱你，我便需要得到你的慰藉;我爱你，你便肩负着给予的义务。肉体的结合才使灵魂安妥，你我的结合才是人间的幸福。”而另一方呢?不消说，那自然是“同情地给予”了，并且双双成家去也。
《野有死麕》说得更直白。诗曰：“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男子的猎物与聘礼，和女子的如玉肉体相呼应。一方面写出了对性关系的渴望，一方面也写出了对女子的爱慕。你能说他只为了得到她的肉体，才去打猎送礼的吗?你能说他的爱只是肉欲的渴望而非情的深挚吗?古人恐怕理解不了这种冬烘责备。得到和给予幸福的实质内涵，就是对两人间性关系的追求，统统是肉体性的欢乐，绝非后世的精神恋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