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和1942年的两年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授衔工作不可能继续进行。1942年4月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当时军事斗争的形势，联名发出了《军队中暂不规定等级军衔》的指示，指出“规定军衔对军队正规化固有帮助，然而目前敌后斗争日益艰难，游击性日益增强”，已“超过现有物质基础”，这时“过分强调正规化”，“无益反而有害”，而且“军队分散，全军等级不宜统一，一地区自行规定亦为不妥”，所以“暂时概不划分干部之等级军衔”。
第二次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1945年10月至1946年初，经过谈判和协商，国民党接受了共产党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中共中央于1946年2月24日在《关于军队整编的若干问题的指示》中指出：“我党军事干部应该请求政府加委，取得正式官衔，以便将来在国防部占有一定地位。”“由国家按级一律待遇。”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我军各级干部即须实行将、校、尉的正规制度。”
《指示》下达后，我军的军衔等级评定工作随之展开。这次拟定的军衔等级，与1939年的那次基本一样，也是六等十六级，除将新兵改为二等兵外，其他各衔级设置和衔称均未变。
1946年3月7日，新四军、山东军区政治部发出《军队官兵阶级说明与规定》，对新四军官兵阶级(军衔等级)作了明确规定：
新四军军长、政委为上将;
副军长、副政委为上将或中将，参谋长为中将;
师长、师政委，军区司令员、政委为少将;
副师长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为上校;
团长、团政委为上校;
副团长及参谋长为中校;
营长、教导员、特种兵副营长为少校;
副营长、连长、指导员为上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