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便于同国民党军协调工作,我军参加军调部工作和派驻各地的军调部代表,也都被授予军衔:
中将:叶剑英,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罗瑞卿,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饶漱石,军调部沈阳执行小组中共代表。
少将:李克农,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张经武,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参谋长;宋时轮,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执行处长;李聚奎,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执行副处长、处长;耿飚,军调部中共代表团交通处长,军调部四平执行小组中共代表;黄逸峰,军调部中共代表团交通处长;许光达,军调部本溪执行小组中共代表;韦国清,军调部徐州执行小组中共代表;赵尔陆,军调部张家口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另外,伍修权、方方、黄镇、段苏权、陶希晋、黄华等也被授予少将军衔。
上校:驻淮阳代表韩念龙、驻德州代表符浩、驻朝阳代表李逸民等。
据当时驻朝阳代表李逸民后来回忆:“在热河有承德、赤峰、朝阳三个小组。朝阳军调小组是1946年3月建立的。……国民党代表是马上校,美方代表是海军上校汉夫。3月的一天晚上,在北平翠明庄招待所,军调执行部我方参谋长罗瑞卿对我说:‘准备让你到朝阳第26小组任我方代表,军衔是上校,今晚就打扮起来,明天去协和医院同美国和国民党代表开会就算到职了。’又让我去找李克农同志谈谈。”
1946年7月以后,蒋介石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起了全面进攻,马歇尔宣布调停失败,军事三人小组也随之解散。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参加各地军调部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相继撤回,他们的军衔也就自然取消了。
我军曾两次准备实行军衔制
在战争年代,我军不仅部分人员有过军衔,而且还曾两次不失时机地准备在全军范围内实行军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