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军衔，都是在南昌起义前获得的，即共产党建立革命武装之前。1927年南昌起义后，许多国民革命军军官放弃了军衔和高官厚禄，脱下了将校呢军服，换上了粗布军装，投身革命阵营。被称为“红军之父”、“布衣司令”的朱德有一副对联，生动描述了红军将士同甘共苦的情景：“白军中，将校尉薪饷各有不同;红军里，官兵夫待遇完全平等。”
抗战初期，八路军、新四军部分人员曾有过军衔
抗日战争初期，大敌当前，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部队编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服装等，基本都与国民党军队相同。
从1938年3月八路军一二师给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的关于营以上干部履历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当时八路军的高、中级干部均有军衔：师长、副师长为中将;师参谋长、旅长、副旅长一般为少将;师参谋处长、旅参谋长、旅政治部主任、团长、支队长一般为上校。如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均为中将;一二师参谋长周士第，三五八旅旅长卢冬生、副旅长张宗逊，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等均为少将;一二师参谋处处长彭绍辉、三五九旅参谋长郭鹏、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谢扶民、七一五团团长王尚荣、七一六团团长贺炳炎、七七团团长张才千、一二师雁北游击支队支队长宋时轮等均为上校。1938年12月13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给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关于少校以上干部战绩的报告中也提到，六八五团团长杨得志、六八六团团长杨勇等均为上校。
红军刚刚改编为八路军不久，一位旅长到延安见毛泽东，递上了“少将旅长”的名片。毛泽东先有三分不快。随后，毛泽东问了几个有关部队的问题，该旅长的回答令毛泽东不是很满意，于是毛泽东斥之：“什么少将芝麻酱!”这就是所谓的“少将旅长名片事件”。可以看出，当时至少旅级干部的军衔是公开的。
当时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军衔，主要见于履历表、报告中，本人一般也知道，因未普遍实行，而且只是在抗战初期有过记载，以后就逐渐不再提军衔而只提干部的职务了。我军在这一时期佩戴过军衔的只是少数指挥员，如北伐名将叶挺等。在日寇铁蹄蹂躏中华大地、神州四处燃起抗日烽火的形势下，叶挺临危受命，于1937年10月出任由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并被授予中将军衔。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在《抗日战争中的新四军》一文中写道：“改编为新四军后，游击队员们必须识别不同的军衔，服从他们不认得的人的命令。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严格的军事纪律的约束，这是他们以前不习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