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汝璈法官在东京审判期间，面临的挑战和可做“民族励志”之用的经历，远非中国与英国谁该排在第二之类的“国格”之争——这多少是对一个24岁即留洋拿到法学博士的先辈的专业、智力的侮辱。事实上，东京审判过程中，中国在证明日军在华犯罪时证人证据上的一些遗憾表现，电影中若适当予以表现，对正在逐步接受现代法律观念的中国观众来说，未必不是一种“民族励志”。
如果，要今天的观众从梅汝璈法官身上的经历体验民族曾经的悲楚，那么结尾多少有些坏人终被正义审判的调子就该修改。进入1948年，国共决战的最终命运已见分晓，全世界瞩目焦点早不是东京审判，而是东西方冷战的最新角力。东京审判早已准备虎头蛇尾准备潦草收场，甚至当时法官团们都不甚关心审判何时结束。在梅汝璈慷慨激昂地争取把日本战犯送上绞刑架否则自杀以谢国人时，国人关心的早不是日本战犯元凶命运如何，而是自己命运如何。缺少了对这一重要历史背景的铺陈，梅汝璈那一代人命运的历史苦涩便无由地失去了分量。“民族励志”又显得何其浅薄。
也许，这在今天的大环境下可能是对《东京审判》制作者的一种为难，但我没有看到他们在“民族励志”的深刻上做出任何努力和尝试，只看到他们对中国观众智力上的不信任。
